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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改革提速 如何分配“钱袋子”

作者:李实  时间:2015-12-01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具成效———收入差距缩小 低收入人群增收明显

  记者: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 “十三五”规划建议都提出, 要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目前, 我国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实: “十三五”规划建议非常有针对性。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 我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 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

  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倾斜。 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改善收入分配相配套的强化民生的政策措施, 像减免农业税、低保制度、粮食补贴政策、医疗制度等,这些政策让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明显增加。

  但目前, 我国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 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上。 因此, 我国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中, 一方面,国家出台的各项配套措施应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另一方面, 这些政策和措施应继续坚持下去。

  记者: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原因是什么?

  李实: 当市场体系不健全, 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 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主要原因有:

  首先,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目前,对外出口行业、 互联网企业和一些快速发展的新型产业容易产生高收入人群。 这些行业的收入跟其他行业比较起来收入增长过快。 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仍很严重。 例如, 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平均工资相比, 在2003年高出49%, 在2009年高出87%; 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相比, 在2003年高出64%,在2009年高出125%。 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虽然反映了这些部门员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但更多地反映了这些部门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转移的过程。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收入差距中的2/3来自于垄断本身。

  其次, 财产性收入比重逐渐增加。 财产性收入越高, 分配越不均等, 背后是因为财产积累速度不一样所造成的。 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 但实际上, 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指标。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表明, 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 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 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内, 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 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 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 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有挑战, 更有机遇———应稳定就业 不能挤压民生支出

  记者: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 这会给分配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 对缩小收入差距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李实: 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也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又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速度下调并不代表着国民收入也下调;很多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 经济增长速度与一个国家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引起收入变动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经济增长方式, 即包容性增长和非包容性增长。 即使在低速增长时期, 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参加经济增长过程, 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差距仍会缩小。

  因此, 在经济新常态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要全面推进, 加大力度。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助于经济新常态的稳定性。 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缩小收入差距, 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收入, 无疑有助于社会消费倾向的上升, 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有效解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会带动社会公众公平感的上升, 会为经济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因此, 在经济新常态下, 不能以保持经济增长为借口, 延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改革的力度。

  经济新常态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在经济新常态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态势。 第一, 稳定就业应该是重中之重。 要把就业优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避免因就业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对国民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第二, 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支出的部分要保持稳定增长。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 政府财政收入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理应始终坚持不挤压民生支出的原则。 正如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5日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所说,2014年 “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支出压力加大, 但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70%以上”。 这为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应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调整税收结构 增加转移支付力度

  记者: “十三五” 规划建议明确,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规范初次分配,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应该如何确保这一路径的实现?

  李实: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 在市场机制之外, 还存在着政府控制和管制, 还有大量的制度、 规章和政策, 而且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政府的行为, 一直在影响着居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和结果。

  具体来说, 城乡之间长期的制度分割、 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累退性、 对垄断部门利益的保护、 制度设计缺陷带来的官员腐败等现象都很突出。 因此,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政府应该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过程中同时发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初次分配领域,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仍是不完善的,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业垄断、 市场扭曲和分割。 这不仅导致生产要素配置上的低效率, 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比如说, 土地市场问题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 就目前来说, 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 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涉及土地制度改革、 产权保护、 土地交易市场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而这些问题只能由政府推动解决。 另外, 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工会制度。工资增长机制与工资谈判机制分不开。 我国缺少一个工资协商谈判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工资协商谈判机制能够保障工资合理增长的前提是, 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工人利益, 我们现有的工会制度还做不到这一点。 而改革工会制度, 营造良好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环境, 是政府的责任。

  相比来说, 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现在我国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税收结构不合理, 其中主要表现为直接税比重过低, 而间接税比重过高, 前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后者却会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是个人所得税只是一种工薪税, 实际上是对工薪阶层的征税, 对那些具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群起不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因此, 需要对税收结构加以调整, 引进和增加一些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 减少间接税的比重。

  第二, 增加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的庞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每年从中获益的人口超过了7000万, 但是其保障水平还是偏低的。 特别在农村地区, 保障标准很低, 低保制度没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因此, 必须不断提高低保标准并实现 “应保尽保”。此外, 我国转移支付的种类偏少。 像一些国家中施行的儿童营养补贴、 残疾人补贴、 老年人津贴被认为是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 在我国却没有。 因此, 在转移支付方面, 政府可以不断增加针对特殊人群和困难群体的福利项目, 出台有针对性、 专项性的救济政策, 以缩小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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