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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作者: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时间:2016-06-2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刘尚希认为,当前我国需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第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要有新的理解。2008年,我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与现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内涵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稳住增长,要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需要财政大规模的扩张,而稳住增长不一定必须要大规模的扩张。当前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作用在结构上。二是内容上、实际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依靠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支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收入、降费减税。三是赤字性质上,以往更多是扩张缺口形成的扩张性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减收性赤字,从量上来看没什么区别,但具体的含义不同。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一是从准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

  从结构性的政策转向看,准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架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这个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还在构建中。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来,我国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改革的新时期。改革新时期的整个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下考虑,否则很难形成共识。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将结构性财政政策放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看,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国家治理结构的差异就是体现在对这三个维度关系的处理和构建。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仍存在着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错位的问题。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方面存在着缺位,消费外流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到位,这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和逆向淘汰,使得供给不能及时的跟上消费的转向升级,导致消费者缺乏信心。消费外流实际上是消费者以钞票的这种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但政府监管是更重要的方面。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缺乏科学严密的监管体系和高的标准,很难改善供给侧质量及实现有效供给。而政府与社会关系维度,实际上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改善民生是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可持续性,对财政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在支出标准上尚缺乏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和退休费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完善。

  从经济社会的政策转向看,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就不仅仅意味着是经济的手段,而是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体现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总之,当前结构性的改革应回到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中来,财政政策与这一点是紧密关联,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来源:人民大学国发院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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