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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

作者: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时间:2016-10-21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这样一个话题,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谈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第三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伟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历史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它的特殊性,克服这种失衡,它的一种特殊渠道。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7年,持续高速增长,37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样的一个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下为文字实录:

  刘伟:谢谢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样一个论坛。我想我今天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这样一个话题,谈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历史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它的特殊性,克服这种失衡,它的一种特殊渠道。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种客观需要呢?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7年,持续高速增长,37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样的一个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GDP的总量到去年年末,达到了67.7万亿人民币。那么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高了有将近有29倍。那么从占全球GDP的比重1.8%。上升到了13%左右。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排在十名开外,到2010年,其实严格的说是2009年,按照汇率折算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我们去年年末按人民币计算,人均达到49000多块人民币,持续三十多年我们平均在8.5%左右的增速,而这个期间大家知道,中国人口增长了41%以上,中国人口基数是世界第一,同期增长了41%以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在37年的时间里,平均8%以上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49000块人民币折算成美金7800,7800美金在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大概是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大概二三百美金的样子,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是一个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我们2010年第一次跨越了温饱,达到世行上中等国家的水平线,从2010年以来,就经济总量来说,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人均水平来说,我们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这样一个阶段。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这个机遇和挑战,首先从机遇,我这里不想讲太多。我讲一个最现实的,现在世界上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家大概七十个左右,这个高收入国家七十个左右,主要是发达国家,当然也有很少十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历史上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这个起点线的时候,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二十国人口大国,人口超过千万人的。他们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的时间,大国到这个阶段,会比小国快一点。这是大国的后发优势,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13.7亿人,占全球人口22%的样子,按照这个历史趋势,给中国十年时间,能不能实现这个跨越,从2010年我们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到2020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穿越中等收入阶段。这个不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七十个高收入国家的历史他们大体上是把握住了这个时间,十一二年的样子,穿越过去了。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确立的两个目标当中的两个一百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穿越。2010年,我们GDP的总量40万亿,翻一番,90万亿,折下来17万亿美金,大体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2020年,我们可以赶上美国现在的规模,我们就是用十年时间实现了这个穿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最近的这样一个百年。有了这个百年做基础的话,我们知道据估测,2030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往下,就是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标志很多,我不去多讲,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习总书记说,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赶超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再需要两代人,一代之遥。我们除了一部分年长的老师之外,我估计平均年龄不是很大,我们在座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没有问题,可以见证这个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所以我说一代之遥,实现现代化。

  当然我们说这是机遇,当然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现在最现实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知道刚才我讲有七十个高收入国家,其实更多的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60年代以来,110多个发展中国家真正穿越过去的,大概是十几个。上次林毅夫先生跟我讲,13个,一共13个穿越过去。剩下这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穿越过去,相当一部分深深的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比较著名的上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今天,他们没有实现穿越。四十多年了,所以人们叫做拉美漩涡。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拉美漩涡的国家开的药方,后来被我们转轨国家开始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他们在亚洲、日本、韩国以及我们香港、台湾地区起飞之后,作为亚洲第二梯队有快速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现在,三十多年,他们没有实现穿越。不仅没有实现穿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他们经济大规模的倒退,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什么?东亚泡沫。

  上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也门等等,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石油,他们的矿山,他们外来的资本,他们在中东地区比周边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等等,但是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他们没有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不仅没有穿越,我们现在看到西亚北非的动荡,什么时间能够结束,还看不到一个时间表,所以人们把它叫做西亚北非的危机。我们看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有不同的泡沫,不同的表现形式。就经济发展来说,共同的一点,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我们有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但是我们说,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挑战。为什么?我们知道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经济来说,突出的变化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需求侧,一个是在供给侧。

  需求侧的变化是什么?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它会从增长强劲,甚至什么?投资饥渴,消费饥渴,总的来说经济短缺,这种局面可能逆转为什么?需求疲软。尤其是在我们国家,有一定的什么?发展背景,有一定的体制背景。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供给不足。从体制来说,计划体制,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遗产,它制造了短缺。这个不要笑,这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很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咱们绿庭老总在这里,我们企业家在短缺背景下,它不用考虑销路。它很幸福,它只需要考虑生产,只要产能就有人抢,所以他们很羡慕。

  当然我们不希望短缺,说老实话,特别对于消费者,但是短缺造成的历史作用,它为激活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市场需求条件。但是我们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短缺局面,中国在九十年代基本上克服了。所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引发了另一轮的产能过剩。再加上进入新世纪,特别到了2010年前后,我们这种产能过剩的矛盾,就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深入到了工业投资品,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它的影响,就更加突现出来了。所以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需求会发生各种变化,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

  那么从供给侧也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在供给侧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污染了不用治理,技术进步便宜,就是什么?模仿。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拆,拆了看,第一模仿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代价最低的,如果这个国家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不严的话,模仿是最经济的。这几大要素都有变化,劳动力不再便宜了,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尤其像我们国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未富先老。因为我们的制度比较好,虽然穷,虽然生产率不是太发达,社会很好,但是大家很开心。所以未富先老,这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土地、自然资源、中国的特殊国情,伴随着经济规模稀缺程度会越来越严重。另外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要求标准越来越高,谁污染,谁治理,一定要计入你的成本。再有技术进步,现在模仿越来越没有出路,越来越要靠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主要靠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四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环境和技术进步,这四个方面,它会系统性地大幅度上升。像你的核心竞争力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使你的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种需求侧和供给侧一系列的变化,就要求你的发展方式必须根本改变。

  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驱动经济增长,你要转变到主要靠效率、靠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样子的话,靠效率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那么非常重要的方面你要提高你的企业,你的产业,你的劳动者,你的劳动生产率,它的创新能力、它的产业素质,而这些问题究其主要来说就是供给这方面,否则的话你很难穿越过去。

  我们知道如果你的企业效率、劳动生产率、产业素质缺乏竞争力的话,那么好,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高成本消化不掉,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然后呢,在这个需求疲软的同时,你的竞争力提高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拿不到订单,那么你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你会出现高失业。穷的时候的高失业主要是普通民工,特别是农民工,到这个阶段的高失业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精英,如果他们成为高失业主体可不一样,他和民工不一样,大学生群体是有高需求的,所以非常麻烦。如果这个社会一方面出现了高通胀,一方面出现高失业,并且长期以往,经济缺乏活力,社会缺少稳定,那就是深刻的危机。

  现在看来,主要就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不是说需求侧没有问题,但是主要方面就是在供给侧。再进一步说,中国当前经济失衡,刚才林毅夫先生介绍了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我们看其实深层的原因主要也是在供给侧,我们从现象上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失衡,我们叫做既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我们已经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同时又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表现不高。我们的CPI现在在2的时代,PPI,五十几个月了,应该是在负值区间。看起来是通缩,但是我们说它有潜在的巨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是需求拉升和成本共同推动的成本压力。看起来是双重风险需求疲软,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我们需求为什么疲软,原因是什么?有周期性的,刚才林毅夫先生讲了,也有国际性的。

  但是你想想,再深层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最深层的原因是你创新力不够。你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有钱你投不出去,投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就是泡沫。那缺少投资机会,产业结构升级缺少空间,没有有效的投资项目,这是需求问题,还是供给问题。这是供给侧的什么?技术创新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它才导致了什么?需求疲软。你再看消费需求,我们讲消费需求疲软,有信心问题,有储蓄率的提高问题,等等。但是你看深层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人们消费需求的扩张和经济增长能不能适应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

  国民收入高速增长,如果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初次分配上,政府、企业、个人劳动者三家分割的时候,你给劳动者的少,然后在劳动者内波部,相互成员之间,内部成员之间,基尼系数不断的扩大,差距结构大了,结果是什么?就是宏观上消费的增长和社会增长不适应,微观上,居民收入扩大之后,大部分居民收入迟缓,不敢花钱,没有消费能力的增长,消费倾向必然下降。这样导致了消费需求疲软,那好了,大家学经济学,需求是什么?投资加消费加尽可能,等于供给,供给是什么?劳动者收入加剩余,这不就是供给吗?总需求,总供给,总供给是什么?劳动者收入加剩余。所以分配不合理,分配结构是失衡,重要的就是劳动者收入和这个社会创造的剩余,它的分配扭曲了。这种扭曲导致了消费需求疲软,是什么?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当前中国经济消费,看起来是需求疲软,投资消费,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是什么?是供给侧产业收入升级,动力不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有机遇,有挑战,而我们现在矛盾失衡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矛盾的重点又在供给侧,因此我们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提出供给侧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从它的政策、运营层面来说,它和一般的需求侧的管理最大的一个不同首先表现在什么地方?它所有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举措,它这个作用影响的对象是谁?它是生产者。它不是购买者,它影响的是生产者。核心的矛盾的关键,是在于生产者这一方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个生产者我讲的是广义的,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企业当然是生产者,所以供给侧入手的改革举措,政策主张,首先是要影响企业。那么生产者里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产业,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所以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不仅直接作用于单个的企业,它要作用于企业的集合,就是一定的产业,一定的产业市场,要保证公平竞争,保证合理的规模经济,保证适度的进入的门槛,也就是它要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产业组织,这是供给侧结构管理它的政策要作用的,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另外还有一个生产者还包含什么?生产者是生产要素和劳动者的结合,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要作用于劳动者,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政策也好,制度也好,它影响的实际上从微观角度来说,它是什么呢?企业产业和劳动者,那么这些举措做下来,实际上我们知道有长期政策、短期政策、微观政策、宏观政策,各个方面的政策体系。

  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举措,重要的是要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合理的规模。保证产业的结构的合理性,这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就短期来讲。长期来讲,我们说供给侧结构管理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的降低成本问题,提高他的创新能力,提高他的效率。同时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的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他还要调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的升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不是简单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一个增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他的生产力。

  所以在运用政策的时候,从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心的是总需求是扩张还是缩小,但是从供给侧入手来说,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关心的是它对企业会怎么样,它对产业会怎么样,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核心问题,说老实话,真的是要回到我们关注企业、关注产业,特别是关注真正生产性,创造原财富的实体经济和企业和产业。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财政和产业政策,要关注消费者,要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来说,恐怕更重点的是要关注这些政策出台以后,对我们的企业和产业,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宏观调控者,要坚定的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上,站在中国企业提高它的竞争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政策的实施和效果,这就是我们讲的从供给侧管理,它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是它和一般的需求方面,管理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坚定的采取这种供给侧,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特点首先是关注生产者、关注企业、关注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关注产业结构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不正是我们中国经济现在迫切要解决的,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关键所在吗?因此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的一些政策出台,对我们是有相当的针对性。但是就长期而言,就我们现在的短期失衡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中国当前的失衡来说,实际上是更具根本性。刚才我们讲了,中国经济现在的失衡是双重风险,并存,经济下行潜在通胀。看起来是总量问题,但实际上是什么?是一系列的结构问题。

  经济下行我们刚才说了,投资需求疲软,突出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需求疲软,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现在的通胀压力,我们可以找很多因素,但是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之后,在新阶段,新常态之下改变之后,投入产出结构怎么样?没有改变。是我们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变化滞后,导致我们消化不掉,适应不了要素成本结构系统性的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胀的压力,消耗不掉。

  从潜在通胀压力的另一端,需求拉上来看,票子印得多,我们现在流通的M2的量有140万亿,有人跟我讲这个数字是138,为什么这个钱印了这么多,因素很多,但是长期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林毅夫先生讲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3.2万亿美金,高的时候可能更高,3.6都有,这个时候。中国现在这么高的外汇储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带来对通胀的影响是什么呢?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和中国目前的结汇制度关联在一起,中国我们国家这个外汇进来以后,商业银行居民企业创汇存在商业银行,他用的时候从商业银行提走,商业银行给他人民币买进来,商业银行定期和央行结汇,央行结汇入了国库,这是国家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央行给商业银行不是他的资产,不是他的存款,是他用印钞机在结,他给你印钞,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多,汇率不变,意味着我们由此印出来的本币量会越大,这叫外汇占款。所以很长一个时期里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导致倒逼出的基础货币的供给量是我们M2增量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所以你看潜在的通胀压力,成本推动,需求拉上,成本推动是因为你的要素成本结构和你的投入产出结构之间不适应,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潜在的需求拉上,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大量的外汇储备,倒逼基础货币,同样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双重失衡,既然深层次的原因重要的都是一系列的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靠需求侧的管理那是总量的管理,是解决不了的,总需求管理你要么扩张,要么紧缩,它涉及不到结构层面,而供给侧恰恰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结构问题,一系列的结构矛盾。

  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它的特点和我们现在的需要,以及我们现在失衡的深层次的原因看,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最后我再讲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多讲了,我想这个创新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基本制度层面,一个是宏观调控方式层面。

  基本制度层面,实际上要通过深化改革,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国家、市场、企业他们的定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经济体制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2020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以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的领域,确实起主导作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

  光有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恐怕还不够,很重要的一个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你要推动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或者重要的问题是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加强全面推进法治进程,到2020年要初步建成中国的法治政府。这两方面的改革,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民主进程,这两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来说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我们知道,供给侧所有的政策结构、制度、措施,实际上深入到了生产者,深入到了企业,如果你对企业的权利、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利益关系、责任约束、激励约束这一系列的制度在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上没有保障的话,很可能导致政府对企业过多的随意的行政干预,这是一方面。

  还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要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什么?效率问题基础上的结构失衡。而结构问题的解决和总量有一个不同,总量是统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放松,要么扩张。结构改革是有区别的,所谓有区别,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有政策和制度歧视的。让你做,不让他做,让你发展不让他发展,鼓励这个企业,限制那个企业,这都是什么?结构性改革当中的应有之意。问题在于什么?这种去产能也好,这种鼓励产业也好,这种限制企业和扶持企业的差别也好,要建立在市场公平竞争的过程当中。政府更多的是给规则,给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地去切割。

  那么这就要求什么?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政府和市场什么关系,从政治体制上,企业和国家,各自什么权利,你必须界定清楚。我们刚才讲有很多国家没有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了危机,我们没有讲更深的原因。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归结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制度创新的落后。首先是经济制度,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政府缺位,比如说宏观经济的主导,长远发展的目标,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它缺位。该企业的权利政府挤占,直接干预企业作为,市场化不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集权。同时这个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的集权缺少民主的监督和法治的约束。这样会导致在这个社会的法治条件下,是什么情况呢?是对私权,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公权,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利,缺少规范,没有约束。可以任性,可以乱用。

  那导致一个结果呢?这个企业在竞争当中,它要获得这个资源,它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因为市场失灵,市场不起作用,找谁有用,找政府官员,这个权利在他这里。政府官员拿着巨大的权利,这个背后没有阳光照耀,没有法治的约束,整个民主法制建设落后,他可以滥用,他们面对着一群拿着钱,整天准备腐蚀你的企业家,只有找你有用。大家都是经济学家,而且是首席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企业家,大家很清楚,企业要和政府谈判,劝说政府把这个项目给他,最有效的手段或者最惯用的手段是什么?你们都懂,就是行贿,权钱交易。市场失灵,政府缺钱,企业要办事,找政府谈判,政府有权,没有人约束,有人想买,你卖不卖,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考验,这个人,你不能老考验他,你想他有权,有人卖,没有人管,你卖不卖,能经得住一两次的考验就很容易了,所以你让他长期的经得住考验,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些国家你注意没有?高度腐败,你想想拉美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权钱交易,腐败,第一破坏公平正义。第二,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安全效率原则,不按照市场竞争当中谁有效,我就配置给谁,而按腐败指数,谁行贿力度大我就给谁,怎么有能效益呢?权钱交易怎么能有正义呢,所以这个社会既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怎么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对我们的民主创新,对我们法治的要求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为主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推动民主法制的建设,我相信,我们也有能力穿越这个陷阱,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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