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雷:对外与对内开放并重才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

  时间:2018-06-11

  中国发展网 6月7日,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以雷在广州参加第十五届"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研讨会时就我国金融开放问题发言,他指出,金融不仅在倒逼下要对外开放,而且要主动积极对内开放,双向开放才是金融开放的必然选择。

  刘以雷介绍,他长期在中国欠发达西部地区的经济第一线工作,在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曾工作多年,无论是担任企业董事长亦或是在政府从事为企业服务,尤其是近二十年可以说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化解企业融资风险上面,对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实体经济发展艰难有切肤的了解和深刻感受。其间既见证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也见证了我们金融业开放的过程,既见证了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成绩,也深刻地感受到金融业发展中矛盾和问题,以及对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和伤害。总之,金融不仅在倒逼下要对外开放,而且要主动积极对内开放,双向开放才是金融开放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加深对金融双向开放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从最初只有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到一千多家外资行分支机构在境内设立;从执行官方指定双轨汇率制到遵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从零开始的资本市场到外资机构债券托管量超万亿;从全球金融资产总量几乎为零到全球金融资产世界前列,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体经济迈入了转换动能、调整结构和市场变化的新时期,但事实上我国金融业国际影响不突出,金融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所以,站在新起点,必须深刻认识到当今的金融开放已不再是简单的对内、对外开放。而是以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为目标的一个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有机体系的搭建过程,是一个“对内”和“对外”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要打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系,坚持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灵活务实地开展金融交流与合作,才能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的需求。

  当前在中美贸易谈判大背景下,我们现在开放的关注与各项举措来看,“对外开放”目前是先于、优于“对内开放”的。似呼是被美国倒逼下开放,而对内因欠帐多,加之积累矛盾问题没有及时化解,又进一步阻滞对内开放,障碍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是恶性循环呀。所以,我们今天金融强调要开放,“对内”更要积极和主动,否则倒逼式下的“对内开放”,也难以形成良性竞争环境,推动我国金融业有一个健康可持发展!

  切实理清和处理好金融双向开放的关系 

  金融对外开放非常重要,但也必须认清“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只示好外资示而抑制本土金融机构,资本账户的开放,必须首先重视并解决“对内开放”的问题。只有对内首先形成充分竞争开放的格局,金融机构树立市场意识和成本观念,才能增强经济增长资本的内生性,打破垄断和所有制的约束,形成良性竞争和激励相容的金融环境,才能对外资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目标,必须增强国内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打造和培育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国内金融机构,充分协调与平衡好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关系。

  如果在“对内开放”基础不牢,对内不能实现与对外的平等开放,由于在市场、机构、体制、机制等方面缺乏应有准备,则很可能引发两种结果:一是,伴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国际资本大量与频繁流进流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居民会一时迷茫不知所措;二是为避免市场调控失灵,可能会对流入的国际资本与流出的国内资本采用过严的监管与控制手段或措施,使得资本处于严格管制状态,最终使得开放流于形式。

  我们应当认识到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就像起初入市我们的制造业对外开放一样,我们的制造业积极面对并主动适应海内外竞争后,现在部分行业都已经迈向了中高端制造转型,竞争带来了活力,使自身也变得更加强大。要注意的是对内、对外开放大门可以进一步打开,但为保持国内金融机构的稳定、市场的有序,开放过程中对象的筛选引进机制仍需科学设计与搭建。

  进一步协调好我国金融双向开放的进程 

  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考虑国内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自身的稳健性,其是否能够承受并适应资本的大进大出,单向的开放、不对称的开放,极易造成通道不对等,不利于形成健康、有活力的金融体系,不利于稳定、可持续的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开放应遵循“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统筹兼顾、双翼齐飞的发展路径。

  但从目前我国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情况来看,我国金融对内开放总体是落后于对外开放的,突出表现在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的限制,正是因为对内开放协调性不够,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有待解决。

  加快“对内开放”需要从开放金融机构产权、放松金融机构业务管制、改革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着手,进一步放开持股比例,打破股东资质、设立形式以及牌照等传统限制。金融资源是经济的命脉与核心,当前国内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都不允许国内资本新设,金融牌照、第三方支付牌以其“稀有性”卖出了“天价”。打破传统限制,放低准入门槛,我们可将国有特权垄断的金融企业牌照尝试向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国内民间资本开放,让其参与市场竞争,允许其合规存在与扶持其健康发展。

  扩大金融业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服务需求。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经济、金融领域纷纷面临转型挑战。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和初衷,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金融开放也必须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期金融开放内涵更丰富,是一个包含金融业、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因素的系统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进行前瞻性的系统设计与整体推进,坚持金融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以“对内开放”为基础,统筹协调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进程,金融开放中引进国外金融投资者,搭建分工合理、互为补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体系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学习先进的法人治理与管理经验,助力国内金融企业走出去,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强有力支撑!

  对于主持人戴安娜.乔伊列娃提出的如何看待中美贸易谈判问题,这也是当前国际国内热点话题,目前我们中国每个人都关心,似乎都是贸易专家,刘以雷认为关键是明确三个观点:

  第一是中美贸易公平和平衡问题。老实讲我认为中美贸易也缺乏公平,不管怎么讲,贸易顺差也好,逆差也好,3700亿美元也好,2700亿美元也好,都是天量数额,不平衡也不公平,但其根由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需理性地思考和冷静分析才行!

  第二是否真的要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还是有其他什么诉求?若是贸易问题掩盖着其他什么目的,我认为不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了。而贸易问题我以为很好解决,中美双方找专家团队分析,是结构问题,投资问题还是贸易保护,原因很好找,中国这么大市场容量,有一天,我们有出现2700亿美元逆差,我认为也正常。问题是从中美两国拿出清单看,美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则是高科技工业大国了,这逼着我们去思考。

  第三是贸易问题则要用市场办法来解决。要把多年累积的巨额逆差一年解决是不可能的,中国市场要慢慢消化,既要解决贸易结构问题,也要解决总量相对平衡问题,硬逼无益,还得有个渐进过程。

  (注:这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新疆大学中国西部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新疆兵团党委、兵团原副秘书长刘以雷应邀在2018年6月7日上午广州举办的第十五届"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本网予以刊发,与网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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