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公共服务义务化

  时间:2010-09-25

“公共服务义务化”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入不敷出现象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建议是在承认公共服务的国家化(福利国家)、市场化(福利经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提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福利义务),目的是谋求建设一个在国家财富再分配系统中,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协调系统,准确地定位和建构“和谐社会”中的社会力量,具体地发展出一套面对个人社会责任的“公共服务的义务化”系统。该系统强调每个人(包括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系统中的角色、责任、任务以及参与之后将来自社会,即 “福利义务”系统给他(她)的社会回报,以改以往单方面的“受益方”为积极的社会力量,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普及到每个人的实践中去。

一、问题背景

科学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财富的增长不能直接地等于幸福。它必须通过某种理念或者机制转化成惠及百姓的幸福和安全(感)。为此,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环境方面,我们经历了沙尘暴、水灾、大气污染、SARS(范丽珠等,《SARS,全球化与中国》);人的方面,我们体验着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感(李培林,李春玲,陆学艺等);在文化方面,我们目睹着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代沟(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吴鲁平,《中日韩青年社会意识的比较研究》),诸如因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的“家庭福利”(“治家安邦”的生物的和文化基础)变化与社会福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甚至“道德沦陷”(郑杭生,“东亚的第三条道路”)也成为伴随改革开放的一个频繁出现的媒体话语。道德离不开人文社会,但文化被各种政治运动和外部力量的影响变得碎片化,它也成了导致社会缺失的主要原因。它们具体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与“家庭福利”的疲软

“新人口论”阻止了中国人口的任意增长,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家庭福利”问题上,一对夫妻要同时面对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四个爷爷和四个奶奶,形成了一个2:4:8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与此同时,扶老携幼这一“家庭义务”仍是在三代之间轮回,这将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福利水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城市家庭代际结构从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的转变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提出挑战(李培林)。“家庭福利”不堪重负,家庭老龄化,家庭经济的生产能力,终将也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危机。

2006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目前以每年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5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社会蓝皮书》,2007年)。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尽管现在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已经很少,但由于育龄夫妇的基数依然庞大,未来30多年时间里,人口总量仍将增长到15亿左右才能静止下来。据《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有个简单的预测:即1970年,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30年这个比例将会变成1:2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老年人平均年龄将比美国人大。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仅次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相比,日本是在变老以前先富裕;中国的情况则相反。有研究表明:老人每长一岁,其消耗的财富也将成倍增长。很多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经济”的增长,却忽视了“家庭福利”的状况和老人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这将给读者一个误导,对中国式老龄化社会估计不足,因而导致其他措施滞后。

2,巨大的“福利赤字”与福利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在中国,一方面以2005年为例,人均收入为174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4.8%,韩国的10%。如果马寅初的“财富增长和人口增长不成比例”的逻辑仍然成立的话,这将意味着中国人的“家庭经济”的增长将无力支付老化且成倍增长的“家庭福利”支出。另一方面,人口2020年将增加到14.5亿。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40年左右,中国将面临1280亿美元的巨额社会福利赤字。“福利赤字”产生的机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为父为母,权(威)力化;2)受助方的植物人化;3)专业化;4)乌托邦化。

3,居高不下的失业人口与就业的压力

截止2005年年底,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有500多万人没有实现再就业,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有68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曾培炎2006710号发布)。北大另一个统计认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大概在15%20%(萧灼基,2004)。20064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公布,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5.8%。

对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准确统计,但估计在两亿左右。其中有一亿人到城镇打工了,还有一亿是潜在的失业人口,他们不在失业统计之内,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虽然不能充分利用,但毕竟还有一块土地可以生存。中国的失业率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一是失业率比较高,另一个是失业人口的绝对数大。人口面临的新的转型将提出新的挑战:劳动力供给将从无限供给转向总量供大于求条件下的结构性短缺,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要求更加紧迫。(《社会蓝皮书》,2006年)。

这些失业人口(城镇)将要享受“低保”,事实上是社会力量的一种浪费,不如将他们转变成一边享受低保,一边参与公共服务的社员(社区成员)。这将是社会福利惠及百姓的同时也能使其转化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生力军,缓解由于单方面施救带来的依赖心理和社会福利的负增长。

4,农村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目前群众要求最为强烈的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更多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现实上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太窄,到目前为止,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1.6亿人,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的只有1.2亿人,而失业保险只能覆盖8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多数城镇职工未能享有社会保险,而广大农民则基本上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景天魁)。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中有退休金的比例只占5%,绝大多数老年人要活到老干到老,70岁以后普遍依赖子女的经济供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有着广阔的农村社区和农村人口,农村外出经商务工的劳动力达到1.2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达到约6000万人。因为发展带来的诸多关于农村的问题,汇集在“三农问题”上。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人口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泰坦尼克定律”(景军)证明,越是贫困的地方和人群其社会风险越大,相反,富人往往从用于公共支出中得到的回报越多(《世界发展报告》,2004年)。无论从机遇、条件、能力,还是所得到的公共服务的回报都是少量了。中央采取了诸多措施也就是努力实现改革的利益也惠及农村百姓的愿望,如果让受益方和施救者共盈,我们认为不是单方面地付出,而是激活受益方,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生产力建设的社会劳动之中。因为单方面的施舍往往使得受益方过度依赖援助,客观上也是一个产生“福利赤字”的温床。

5, 社会的缺失

中国有政府(政治系统),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市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人们生活在“个人欲望的世界”里,缺乏真正的社会生活。独生子也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责任”、“义务”和“道德”没有坚实的人文土壤。中国目前贫困人口还有1.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空巢老人”现象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空巢老人”家庭已占老年人家庭总数的25.8%,这种现象不仅在大城市,在人口流出的村落也非常突出。道德滑坡显现日趋严重的今天,贫困问题需要社会力量的关怀。

综上所述,本来可以代替国家承担一部分福利的家庭,因为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在养老问题上呈现为一种消耗型家庭;福利赤字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这样一个庞大人口的中国社会福利;失业和贫富差距的压力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尚有土地作为家庭福利的支点,但是城镇人口则容易变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之“社会缺席”,使得道德没有了土壤,即便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福利社或保障的体系,也因为制度缺乏伦理基础而形式化。我们的提议是:激活个人在公共服务系统的责任,使之成为“福利义务”,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中承担社会这一领域中的责任。这有利于“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化建设。



*本研究始于200410月,结束于200912月,在此特向为本研究提供资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相关机构、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CSI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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