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实然与释然

——围绕经验与逻辑的理解他者之理解

  时间:2010-11-08

【摘要】作为本世纪法国的两位巨子,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分别从40年和7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来自法国的社会科学思想浪潮。本文在尊重两者之间差异的前提下,主要从知识的连贯性以及本世纪对科学范式的重大影响出发,提出了“理解之理解”(understanding-verstehen)、“自我表述”(self-interpretation)等方法论和知识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结构主义,建构,实践,解释,理解之理解,符号,文化资本,知识,科学家共同体,认识论,经验性,逻辑

贯穿于西方哲学的理念,我们可以用“太初有道”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旧约全书》(约翰福音),第62页。)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但是,当21世纪来临之时,“上帝之死”似乎预示着“学之道”的权威急剧下降,逐渐丧失了它以往的辉煌。“学理中心主义”面临挑战,“理性的外部”逐步成为主题。面对这一现象,社会科学家们作何反响?本文以本世纪产生的两位法国人的研究为题材,探讨理解的可能性问题。

作为本世纪法国的两位巨子,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分别从40年和7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来自法国的强大思想浪潮。其中列维-斯特劳斯与大多数人类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权威性杂志之一的《美国科学家》(Scientific American)中也占有一席地位。布迪厄的影响,除了主持欧洲社会学中心的工作以外,自己还编辑《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Actes de la recherché en sciences socials)杂志(1975年创刊),他的影响力最近在英美仍有增无减。由于两者在研究风格、立论过程以及研究取向的向不同,加之布迪厄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以及在我国尚未完整介绍其思想体系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偏见,( 如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是“唯心主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另参见列维-斯特劳斯,1963: 11>。)这样使我们很容易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本文在尊重两者之间差异的前提下,主要从知识的连贯性以及本世纪对科学范式的重大影响出发,将两者放在理解的层面上进行“对话”。

一、两位法国学者的分歧点
   为了探讨与本命题有关的一些细节,我们首先将列维-斯特劳斯和布迪厄放在下述虚拟的语境当中(主要参照的是两本《访谈录》 ),这样假设似乎有些违反人类学常理,但是,对于我来说,作为读者,也作为理解者之一,我与他们笔下的现代法国人、澳大利亚或者巴西的原住民能够沟通的工具也只能是概念,因而也只能释其然了。为了方便起见,以下将列维-斯特劳斯称“L”;布迪厄为“B”。

(一)研究的问题意识

L: 问题意识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别于动物)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为此,作为答案,他准备了“文化”。人类营造了使人自己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即“人的精神”。事实上,这也成为他对文化的定义。

B: 不是对理论的理解,而是对构筑理论的理解。比如,人种学家与他研究的“人民”毫无关系,与他们的实践和他们所表现的东西“毫无关系”,人种学家仅仅研究的是他们(自己);但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理解,一个是在研究婚姻的策略(中的自我存在);一个是在研究婚姻的规则(中的自我)。一种是尝试理解两个家庭之间的婚姻关系的实质,一边是你的儿子娶亲或女儿出嫁,并理解这其中的利益投资……另一种则是尝试理解这些关系以便建构一个有关这些关系的理解模式,这两种理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仪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布迪厄,1997: 58-59) 。

(二)方法论

L: 第一步是确定一项制度的构成单位;这些单位在概念上等同于一个语言的音位或词素,因而可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一旦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被还原成它们的结构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对立、相关、互换和转化的关系就可以被确定了。在同一个社会中或在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制度的一致性将可以得到解释,但不是用机械因果论的方法,而是用辩证的方法。一致性和同类性是应当看到的,但不是在属于不同制度的经验之间,而是在从不同的水平上抽象出来的、能够进行文化内部或跨文化比较的系统化的形式或模型之间(克莱尔•雅各布森,1995 [1963]: 2)。列维-斯特劳斯将关系至于实体之上。

B: 在分层的符号(classification of the semiology)和分层行为(classifying)问题上,以往的社会科学只能在社会物理学(迪尔凯姆流)和符号论“semiology”之间进行选择(P. Bourdieu, 1984 [1979]: 482-483)。我们应当打破“二元论”的偏激。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符号论(social semiology)有助于阶层化的理论性应用,只不过是处于承认了解现实的过程之中而已;而另一方面,唯心论的解释是以创作说明的说明为己任的,只不过是复制纪录而已。

(三)要证明的理论

L: 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展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学当中,以往的功能主义对特定现象说明的局限性,结构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他通过对亲属制度、分类理论、神话等研究来试图证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E. Leach 1970: 8.)。为此他博得了众多的好评,因而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批判者一方也几乎没有人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B: 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上,布迪厄认为他的具有动感的“实践理论”对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具有批判力。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其一,“结构主义”笔下的社会忽略了生活者的实践经验;其二,“结构”是研究者自己实践结果的一部分。这两个归结起来说的话,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把逻辑中的事物当成了事物中的逻辑。所谓“结构”是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其中包括了许多诸如非语言表达的“默认”(doxa),而且这种“默认”是结构主义方法无法表达的。由于他把社会看成被建构中的事物,所以,如场域分析中见到的那样,他要发现一种社会区别于另一种社会的建构逻辑,并由此证明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实现“对话”的可能(王铭铭,1997: 5)。

(四)与理论相关的研究态度

L: 正确的人文主义不会自动出现。由于人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他者”隔离,西方的人文主义将这块应该受到保护的缓冲地给夺走了。当不能认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时,人就会开始自我毁灭(レヴイ=ストロ-ス、エリボン,1988: 291)。我们不应当把人的各种权利,如同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以来意味的那样,放在只有人这一生物种才具有的特权意义上,而应考虑到人的权利只不过是所有生物种的其中一例特殊现象(レヴイ=ストロ-ス、エリボン,1988: 292)。这里重要的是他对那种人对人类自身的不内省的批评,主张在广义上看待生命圈,并在这一基础上使人从狭隘的权利意识、欲望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人改造了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忘记了人与自然的那种既是现实的又是隐喻的关系,正如“图腾”分析中所说的那样。

B: 反观性(reflexivity),即反思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应该是:关注理论性理解的理论性目的,与关注实践性理解的和直接相关的目的之间的差距,这种意识并不仅仅是通过理论性的反思发展起来的(布迪厄,1997: 58-59)。

(五)历史观

L: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与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知识问题并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而是说野性思维是原始科学,即基本的科学。无历史,只有历史观。

B: 它的变化是在建构的过程中得以永久化,即所谓的持久性是由变化构筑的(P. Bourdieu, 1984 [1979]: 164-165)。这恰似变色龙的生理属性,从不断的“矫正”中得以生存。

(六)对科学的思考

L: 科学性思考区分为两类:它不是随着人的精神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而不同,而是适应科学认识在攻克自然时的战术上的差异而区分的;一方面在朦胧的知觉或者想象力的层次上制定目标,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将其化解。分类无论怎样的状态,它都是混沌的(レヴイ=ストロ-ス,1976: 20)。

B: 认识论中心主义(eqistemocentrism)和“科学家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of the scientist)的偏见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之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观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观点贯注到了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
布迪厄,1997: 102)。

来源: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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