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综述(1926~2006)

  时间:2010-11-08

一、格尔茨

1984年秋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访日期间,在大阪大学讲演之后的一次晚餐会上,我的指导教授青木保(Aoki Tamotsu)向他询问了这样一个极其朴素的问题:“向您这样的人类学家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间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格尔茨也直率地回答说:“是一个地道的少数派(minority)”。事后的1988年3月,在波士顿举行的全美亚洲学会上,格尔茨被誉为理解亚洲的西方人、研究亚洲的有功之臣登上了奖台。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在举行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时总要给一些在各个领域中成绩显赫的“家”们授予名誉博士的称号,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任社会科学教授的格尔茨有幸获得了这种机会。作为格尔茨母校的人类学系在职学部长理应出面颁奖,履行作为学部长的义务,可是这位学部长故意请假出游回避了这一他认为“不正统”的差事而让一位社会学的教授贝尔(D. Bell)代行。哈佛大学人类学派并没有从正面评价格尔茨。80年代中期,当时包括在校的研究生在内,人们甚至有回避谈论格尔茨的气势。同时在另一方面,包括格尔茨的弟子在内,受格尔茨“文化解释学”影响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也为数不少。他对人类学以外的学科领域的影响也是耳闻目睹的。在这个意义上,格尔茨在跨专业领域的对话能力无疑也证明了他自己在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中是一个极少数派。然而,在全面了解格尔茨之前我对上述“少数派”的回答表示费解。

格尔茨1926年8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的中产阶层家庭。他3岁时因父母离婚,而被收养并一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乡间的养父母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就学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A. B., Antioc College)学习文学与哲学,1950年毕业并获得了该校的哲学学士。之后,他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界老前辈C.克拉克洪(C. Kluckhohn)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主义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Ph.D., 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关系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邂逅了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到了后期,格尔茨对克拉克洪流的折中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在他的专业研究生涯中,作为对他曾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之一,人们总要提起克拉克洪。

在研究生三年级时,他就成为麻省理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助手,并且于1952-1954年期间参加了由人类学和社会学等7位专家组成的印度尼西亚研究课题组,初次对爪哇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的成果集中地表现在具有网罗性民族志色彩的《爪哇宗教》(C. Geertz, 1960)这部著作里。1956年他以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博士称号。之后1957年他再访印度尼西亚,这期间他主要对巴厘进行了考察。

从巴厘回国后的1958-1959年期间,他曾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California Univ. Barkkly Collage)人类学系副教授。1960年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并在芝加哥渡过了他10年的教育与研究生活。在此期间,他对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巴厘和爪哇的这些田野工作孕育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同时也奠定了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的基础。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旧社会与新兴国家》(C. Geertz 1963a.)、《农业内卷化》(C. Geertz 1963b.)和《商贩与贵族》(C. Geertz 1963c.),接着又发表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社会史》(C. Geertz 1965)。他主张并实践以阐释法来研究文化解释学(cultural hermeneutics),并在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多方面展开了他的文化分析。通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以及后来开始的摩洛哥研究,在“伊斯兰社会”这个意义上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比较分析,他的研究也随之得以升华。

在197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期间,格尔茨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更加成熟,其中以论文汇集形式发表的《文化解释学》(C. Geertz 1973)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这一著作在人文、社会科学等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在他所处的同时代人当中,格尔茨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和冲击力的人类学家。这部著作于1974年荣获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tch Sorokin)奖,同时美国人文、自然科学院也给他颁发了社会科学奖。特别在70年代这一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大学邀请格尔茨作名誉教授或赋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1981年美国人文、自然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日上,格尔茨荣幸地被邀请作了纪念讲演。另外1991年他又获得由日本颁发的亚洲大奖,因而他成了惟一在亚洲获奖的西方人类学家。理论社会学教科书之一的《二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理论》(J. C. Alexander 1987)中,与帕森斯、米德(M. Mead)、战后马克思主义等并驾齐驱整章地介绍了格尔茨的思想。另外,作为参数之一,根据当年《社会科学索引》(SSCI)的统计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引用格尔茨著作的频率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类学家。尤其到了8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界重要的两部杂志《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American Ethnologist》没有一期不涉及到格尔茨的。如果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话,除了迪尔凯姆(E. Durkheim)和韦伯(M. Weber)的古典以外,引用格尔茨的频率达到了最高记录。其中诸如提倡“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社会学界名流福兰克(A.G. Frank),在他的一部题为《智利与巴西的历史性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与低度开发》(A.G. Franck 1969a)的著作中论证他的“促进低度开发的开发”(“依附理论”之一)时曾援用了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的思想观点。除了调查研究以外,格尔茨还从事学术杂志的编辑、学会顾问等工作。如他历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美国人文、自然科学院发行的《Daedalus》,以及《美国民俗学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编辑,同时又是英国人类学会、原西德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等等。这些充分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一向主张研究者应该具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和方法论。这与同自己的学生“称兄道弟”的同行维克多·特纳(V.W. Turner)的那种性格不同。格尔茨的行为比较内敛。所以,在上述他的各种努力中,他对学派这类问题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兴趣。他自己承认“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我自己有意地回避偏爱哪个弟子或搞什么学派”。然而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格尔茨本人性格孤僻。事实上他的田野研究很多都是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的著作和论文中有一些就是和他的妻子格尔茨(H. Geertz)共同写作的。尽管他已经和妻子离了婚,但他们“解婚不解缘”,在学术领域他们仍然有过“搭当”。在他的研究伙伴中,还有我国社会学界熟悉的研究中国市场圈与社会结构的施坚雅(G.W. Skinner)。又如:他常常带学生一起外出进行田野调查。在田野工作期间,他与共同研究的伙伴们经常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也是以这种姿态与学生接触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影响下,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一批诸如艾克尔曼(Dale Eickelman)、若森(Lawrence Rosen)、布恩(James A. Boon)、拉比诺(Paul Rabinow)等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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