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界定「公共财富」的社区力量

——中国陕北黑龙潭人的空间伦理所见

作者:罗红光  时间:2014-01-06

    围绕财富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分别代表了财富的两种社会运动,其中「国家」、「市场」、「社会」分别对财富的定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大陆内,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带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烙印,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富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富转换过程中,财富的性质仍然与草根社会相脱离,现象上的农民工那样的人口大移动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外界所定义。换言之,财富的定位仍然呈现为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分立模式,改革后三十年来,财富的性质被外界定性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传统上「二元分立」还可以演绎出所谓「政治和经济的重合」的格局。这种格局如同「障眼法」,草根社会的农民主体性、自主性被忽视,演变成了当今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本文以「界定公共财富的社区力量」为题,试图呈现农村内部的主体性,探讨以民(生)为本的实践,其实践的色彩呈现为一种德性,而非阶级性。 

  一、 问题意识

  在「社会治理」的讨论中,有人强调:「治理完全是一门实践艺术,所以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加以理解」[1]。在这里我的问题是,在广义上的「沟通」(communication)、「交换」(exchange)领域的研究中已经被证明说,经济现象被嵌入社会之中。尽管政治权力、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的核心力量有时可以重迭为上述两个阵营,但是其所指如果不是同一个力量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边界又是被什么所界定?横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界」之间的「公共性」又是什么?「区域性」或「社区」研究似乎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切入点,但是,用「政府」、「市场」、「社会」三分法来看某个社区时,我们往往看不到小社区内部的知识性和作为社存在的灵魂,看到的往往是物化现象。相反我们常见到的则是社的价值被外界所规定,失去内部灵魂而显得苍白无力。研究者试图在没有搞清楚社的形成机制之前,先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田野研究。这样的讨论指涉任何一种福利制度的伦理基础何以可能的问题。 

  研究的地点在陕北榆林的黑龙潭以及周边区域。本文中出现的黑龙潭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片的镇川镇南端。黑龙潭不以村落划分空间,只是正如「潭」所显示出的一样,黑龙潭所意味的是一口泉眼,传说有龙宿于泉中。黑龙潭人对于龙的信仰同其他中国地域一样,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黑龙潭人与它们信仰的龙的联系有两个:一是期盼风调雨顺;二是来自龙的启示。它是人们通过在该龙王庙中抽签、解其义的民间宗教性质的行为,信徒获得历史典故,并以史为鉴指导当下的行动[2]的信仰空间。这为我们理解该社财富的公共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 非阶级的财富

  自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以后,我研究的地方物质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已经近乎销声匿迹,但是作为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以及由这种关系派生出来的观念_不以阶级论贵贱的「财富」依然存在,而且它恰恰由于那种关系的客观性,给某些「财富」赋予了极高的公共性。 

  (一)天水

  纵然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但水作为农业社会的基本财富,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然而在人们的生活的领域中,诸如在中国,它还反应在龙的神话、乞雨、公共财富等方面,水在人思维层面的派生却是惊人的。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派生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中了解其一。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广大「东方」地区,研究了三十多年的制度学专家M.魏特夫试图用非阶级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以及韦伯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了「水利社会」或「水利文明」的范式。M.魏特夫认为:面对广大的北方干旱农业地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他执政的一生当中,水利建设一直是一个基本命题之一。水利系统的建设同时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也是政治性扩张的一种手段[3]。这一分析也多次被人类学家引用来分析水利社会的东南亚其他国家[4]。这一水利文明的基本前提是如何处理地面的水,也就是说将水变成水利化,它克服了制度学中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同时在体系分析中增加了一种可塑性的成分。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首先它并不是水利文明所说的那种「水利系统」所能灌溉的地方,传统上农家都是靠天吃饭,黑龙潭就是其中之一;其次,在这种状况下,广大农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化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如何处理「天上之水」的问题,这样也就进入到本文所论及的围绕财富的一系列黑龙潭人的文化活动。譬如,黑龙潭的命名是讲龙母娘娘共有五个儿子,黑龙则是其中的末子。在当地百姓的叙述中,黑龙生性威严、主张正义,为百姓施雨,成为当地闻名久远的信仰对象。我们从下面为世纪之交的黑龙潭碑记中可见端倪。 

  黑龙潭碑记 

  黑龙潭重修扩建,弹指一挥间。二十春秋,往事如烟,俱已不复,功过是非,后者道白。 

  一夜风雨过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随缘不变,难得如是。二十年来,黑龙潭的建设者们,含辛茹苦,固守随缘,硬是在残碑断碣上,将一个崭新如画的龙潭奉献于人间,使上下五千年的龙之传说又多了一个圆满,世人无不为之赞叹和折服。 

  多少年来,聚落于此地的人们,生生世世与黑龙结缘。从黑龙潭庙会的创始者到接踵而至的后生,为结大因缘,一代又一代,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期间不知变换过多少面孔,但惟独那颗敬仰神明的虔诚之心却周而复始,湛然长存。演示真实历史之鉴,惠以百姓现世之利。人们亲近龙王,向往龙潭,这些真实的存在,正是显示天时、地利、人和与龙之信仰自然融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景观。也正是在这种天人和一的氛围中,龙潭龙的文化史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得以充实和升华,成为龙潭更新的一大缘由。 

  在黑龙潭重修扩建二十年当中,文管所主任王克华,以其聪明的才智创造性地、成功地领导并设计实施了全部项目工程,为黑龙潭走出家门,走向世界,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倾注了全部心血。在黑龙潭修建一度处于困境时期,申长英等人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收回「布施粮草」百石有余,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王海珠见识渊博,解签如理如法,令人信服。朱继成为人诚实可靠、精通本会业务,工作细微周到。朱明元为本会东奔西忙,四处斡旋,从无怨言。朱继堂行事果敢,言行一致,关键时刻用得上。继王之后,陈玉生见识多广,悟性到位,能深解签义,说得准,能服人。庙会恢复初期,万事从头,万机待理,还有多少办会元老,热心勤恳,作了大量工作。有的已作古人,留下永垂的往事。朱家寨、高粱、柳湾等村干部群众,自始至终地从道义、人力、物力、财力上给黑龙潭以大力支持,成为庙会的中坚…… 

  上自数百年,下至公元二〇〇〇年,关心呵护黑龙潭的人,数以万计,无法一一铭佩,幸值千禧龙年,谨将清末民国年以来黑龙潭庙会的主要会首列名刻石,以资纪念。 

  黑龙潭庙会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 

  其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其一,龙王的作用,有一个施雨的神灵逐渐地扩大成为求财、免灾等,既有大慈大悲又有扶正压邪的作用。在百姓的眼里,「财富」也由原来的农业用水,逐渐地扩展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其二,百姓认为,签簿中的那些典故即使被历史证明了的经验又是来自黑龙王的启示。「演示真实历史之鉴,惠以百姓现世之利」特指黑龙潭人通过仪式演绎着「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这一温故知新的人生哲理。其三,虔诚的信徒以建设者们不辞劳苦,许愿、还愿演绎着劳动背后的人格。 

  在传统上,龙在信仰活动中与农业象征的最高权力者合而为一;在当地人们的仪礼活动中,它又是一种带有向心力和边陲的文化空间,或者说,他是一个不具有严格的宗教意义的共同体。在这种文化空间里,人们的活动小到一个人的思维与行为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on)和文化层面的经验积累,大到跨越省份的社会生活。但是事实上,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之间「对话」活动的深度和跨度远远超出了统计学所能丈量的地理空间。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社会生活仅仅凭借村镇或社区这种行政空间来划分边界的话,它所获得的是一种结构,而失掉的却是它的动力。这一思考为我们研究本主题提供了一个思路。这种研究克服了以往的那种只停留在教义水平(哲学)和制度水平(社会物理学)研究的两种局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尽可能地挖掘出这一文化空间的原创性和再生产特征。 

  (二)河水

  传统上,天上的水是依靠文化理性的力量进行解释和处理的。其中的重要之处在于,「下雨」这一自然现象被「天」左右。这也百姓话语意义上的「客观性」。客观上「普雨」面对的是所有人,它不分男女老少、长幼尊卑。雨水不是属于谁的水,因而它的公共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在这种「客观性」面前,「雨师」不得有私欲方能秉公办事。他超凡的能力证明自己的公共性。可见,有些财富不是依靠我们现代的概念能够划分属性的。 

  黑龙潭这里的地形特征是山川走同一个方向。百姓的房屋也是顺山的走势挖穴为居。山川中间有一条河,叫无定河。灌溉用的水渠也是以垂直伸向河流两岸方式而修建。在取水方式上,大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既有的在河边挖坑蓄水,然后抽入水渠;有的筑堤坝,通过提高水位蓄水并抽入水渠,有的则修建斜坝引水等等,总之不能影响下流人用水。地面的河水也显示了公共财富的特征。但是,它与天上的水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信仰来处理,而是通过公共人物,如庙会的会长来是实现其共有特征。 

  本话题中的主人公是黑龙潭庙会会长,同时,他还是黑龙潭山地树木园的园长和黑龙潭文化管理所的所长。除此之外,它还担任他所在村红柳滩村的村长。可见他身兼数职,其社会活动能力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农户。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他不同身份的社会。但是,由于他为人的基本出发点来自于他作为黑龙潭圣职者的人品和威望,因而其德性备受瞩目。 

  1990年1月,该会长被嫌疑侵吞国家下拨的用于黑龙潭人蓄饮水的专项救济金而被起诉接受审讯,并度过了四个月左右的监狱生活。经查明,他以会长名义担保那笔公款,实际上在法律上他仍然是个体因而触及了法律。这一矛盾实际上是文化理性与法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知道会长被逮捕这个消息的信徒们并没有改变去黑龙庙的参拜,但是他们也一反常态,不是把给黑龙王的布施投入布施箱里,而是把布施钱扔进香炉里烧掉。[5]他们解释说黑龙王的神职者犯了因私欲而侵吞资金的问题,玷污了神职人员的纯洁。信徒们认为对于那种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不能作为龙的代言人,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发现有三个社会现象:其一,百姓之间围绕公共财富的基本评价背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势力。其二,这一批评的基本尺度在于黑龙潭人对财富的文化解释,而且针对这一解释的不同势力之间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既「口碑」的公共性——可言说的德性。其三,参与者(当事者和评论者们)并没有将法律意义的「有形财」与当地的那种「有形财」中所蕴涵的「无形财」分裂开来,而是将它们放置在一个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进行论说。换言之,国家语系中的财富在黑龙潭人的社会中,并不是国家财富与民间财富之间的对峙,而是在一个场景下,既黑龙潭的文化场域中占有与支配财富过程中的文化解释。尽管在国家法律意义上有矛盾,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作为黑龙潭圣职者的权威用于担保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原告势力亦如此,他们利用国家法律,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既用国家法律来干预公共财产的私有化。他们真正希望评议的是作为圣职者的道德情操问题,却不是法律肇事本身。有关这一点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黑龙潭人议论的圣职者的道德情操,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导致权力意义上的对立。事实上,「会长氏事件」的结局波及到了所在村的竞选活动。当然,围绕道德情操的象征意义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充实着黑龙潭圣与俗意义系统。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着「文化批评」[6]的对象。他们所展开的「文化批评」可以说天地道,开阔到天南海北。这种说三道四在当地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严格地遵循着文化理性来进行的。 

  (三)布施

  黑龙潭的布施来源于香客的随心布施。农家以及商人为了顺利地安排自己的生计,从生产财富的阶段开始就通过黑龙庙的礼仪性行为来求得黑龙王的保佑。那种保佑就是具体地以抽取神鉴来获得保障利益的行动指标。那种行动指标是中国正史中帝王将相的典故为经验,对参拜者来说,古人的「经验教训」通过解签被理解。农家对这一过程认为是黑龙王的灵验,通常而以还愿的形式向龙奉送布施。如同自然形成的财富一样,来自于臣民的心愿布施,已经分不清楚这些钱属于哪一位。久而久之,黑龙庙就积累的大量的布施。周越(Adam Yuet Chau)把黑龙潭的这种现象称为「丰厚的回报」。在他的研究中,黑龙潭人似乎成了想方设法只求如何获得的理性小农。[7] 

  黑龙潭人的随心布施集中体现在每年一度的庙会消费。数20万的陕北人集中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黑龙王的诞辰日纪念活动。他们花费30-60万邀请全国一流的地方戏剧团汇演,以谢龙王的恩惠。香火兴旺程度表明着庙宇的威信,在当地各类庙会活动中所邀请的剧团中,在黑龙潭一带就这样逐渐筑成了以威信为轴心的周边秩序。因此别的龙庙,尽管是黑龙的胸章,仍然通过仪式邀请黑龙王参加他们的庆典,来实现「借光」——「灵的交换」。在这种秩序中,围绕着人力、物力、财力的道德斗争经常发展成为权利斗争。 

  管理着每年超过数百万计的布施的黑龙庙以及圣职者,成为黑龙潭村引人注目的焦点,因为如果控制了布施资金,这资金对村子事业发展也是有益的财源,所以黑龙庙的圣职者便对于众多抱有野心的人来说,是倍感诱惑力的一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黑龙潭这个作为神职者的权威与作为会长的权力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一方面,如上述所言会长的权限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会长经常受到道德监视,如果引起道德问题便会立刻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对具有世俗性一面的财的非难可以解释我又对其神圣一面的批判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长事件」也可说是财的道德性意义的象征性事件。可见,在黑龙潭,神圣的空间与俗世的空间就这样被一种对龙的信仰而统一起来。这种信仰所反映出来权力与权威的秩序已经不能用阶级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来理解。它反映了权力与权威在文化批评的象征层面相互结合。 

  三、 集团性消费

  黑龙潭人的布施其实也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人们通过上随心布施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个布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也就水涨船高。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就是在权力与权威的完美结合得以实现的,其中如何处理这些布施便是一个重要领域。如果按照庙宇所在地进行消费,它违反了龙王的臣民的意愿,既给龙王的还愿,也违反了「普雨」中所见的那种无阶级、无性别的社会属性。这也是黑龙潭将每个具体人的随心布施转换成一种社会性消费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被法律界定的「个人所有制」(包括私有化)这一狭隘概念是不能理解黑龙潭的财富的真实含义。 

  关于布施,黑龙潭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宗旨,虚以待神,实以待人,为群众办诸多的公益事业。1988年黑龙潭庙宇利用布施创建全国包括台外在内的惟一民办山地树木园——黑龙潭山地树木园,先后建了五个绿化区,栽植油松、侧柏、樟子松、云杉等;建立两个引种区,分别定植阳性树种和阴性树种;还有庭院区、珍稀树种区、标本区、濒危树种区、良种示范区、经济林区等。全员总面积1200亩。截至2005年,黑龙潭累计投资470余万元,相助文化、教育、体育、社会治安、兴修水利和救助残疾人等福利事业。我们对黑龙潭的集团性消费进行了整理,其结果如下: 

  表一   1994-2004年黑龙潭公益性支出状况表  

  

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备注 

  文化活动 

  35/年;4.8+1.757.5 

  庙会;春节送榆林几台戏;秧歌 

  水利 

  20.1 

  5 

  资助各村水利建设; 

  照明抽水线路 

  教育 

  400200+60+80+12 

  

  145+2+2+1+2+1+1);25  

  1.3/ 

  迄今投到学校(建校+新校舍+食堂办公楼+日常开支); 

  资助各学校建设; 

  镇川中学奖学金; 

  资助镇川教育办的奖学金 

  路、桥 

  10万;学校后边的路 

  资助镇川修街道; 

  扶贫、救济 

  每年2000-3000斤猪肉和20吨面粉 

  3 

  (民政局) 

  

  给残疾人买车 

  植树 

  3+2=5 

  120 

  现在每年土地租金和维持费; 

  最初管道和水塔、树种投资 

  庙内的工程建设 

  2000 

  80年至今 

  义工 

  7.2360/4/50元) 

  提供给庙会的志愿服务和还愿 

  公共财政来源 

  400 

  今年香客的布施 

  注释:上表依据笔者与潘杰2004年在黑龙潭的田野笔记。以下同。 

  从上述庙会的开支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其中包含了诸如涉及到「教育」、「交通」、「治安」、「林业」等国家行政部门。尤其在教育方面,笔者2004年底的调研中发现,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乡村学校的面貌,合并周边几个小学,将原来的红柳滩小学扩建成名列榆阳市前茅的初中。 

  表二  黑龙潭周边各村的公共事业(公共支出、财政来源)   

  

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红柳滩村 

  文化活动 

  7.5 

  秧歌、白水船、转九圈(庙里提供) 

  水利 

  80 

  维持费用(庙上修的) 

  教育 

  

  学校扩建校舍(庙里提供) 

  路、桥 

  5313 

  路;桥(庙上修的) 

  义务工 

  0.168/4/50元) 

  不等 

  庙会; 

  志愿出工修水渠(15/工) 

  土地 

  

  学校;庙 

  公共财政来源 

  

  政府(村干工资) 

  庙(主要来源) 

  村集体(无) 

  村民集资(无) 

  高粱村 

  义工 

  不等 

  庙会 

  公共财政来源 

  1.3 

  

  10/ 

   

  政府 

  村集体(20个粉条加工作坊和60亩果园、红白礼事会址) 

  村民集资 

  柳湾村 

 

  扶贫、救济 

  0.3 

  庙(一次性给断腿的资助) 

  义工 

  0.420/4/50元) 

  庙会 

 

  公共财政来源 

  8 

  0.75 

  10×0.3=3 

  修路占地补偿 

   

  村集体(粉条厂租金) 

 

  朱寨村 

 

  教育 

  不祥 

  不祥 

  5 

  承担与柳湾、朱寨合资的份额 

  电教建综合楼集资份额; 

  黑龙潭给学校基建费用 

 

  义工 

  0.630/4/50元) 

  0.3200/0.0015 

  庙会 

  维修水渠(付工资) 

 

  公共财政来源 

  1.5 

  17.550.65×27 

  

  10 

  

  0.6 

  庙:人均15 

  村集体(粉条厂租金,小组平均分给社员) 

  政府项目(300亩河滩地改粮田) 

  

  村民集资 

 

  河上村 

 

  水利 

  12(大约) 

  庙资助 

  水泵等设备集体付;5/小时 

 

  义工 

  0.189/4/50  

  庙会 

 

  公共财政来源 

  0.6 

  0.05 

  

   

  村集体果园40亩; 

  60-70亩林地(几千元);校址窑洞; 

 

  花渠村 

 

  义工 

  0.2412/0.005/4天) 

  0.0843/35/0.0008 

  庙会 

  修路桥、水漏、水利 

 

  公共财政来源 

  0.45 

  

  3 

   

  村集体成材林20 

  政府水利局项目-水井 

 

  八塌湾村 

 

  义工 

  0.4824/0.005/4天) 

  天数不定/85人(约)/0.0001 

  庙会 

  集体的事(清蒿、修水渠等) 

 

  公共财政来源 

  

  0.5 

  2.60.6+2 

  政府 

   

  村集体(窑洞租金+石场租) 

 

  陈家坡村 

 

  水利 

  

  2 

  02年始自来水到户(自筹+水利局),免水费 

  庙投资扩建人畜饮水工程 

  集体管理统筹浇灌,组织修坝 

  浇灌设施等承包给个人,收费6.5/ 

 

  教育 

  

  合并到龙潭小学,原学校校址土地给了红柳滩 

 

  义工 

  2.7900/2/0.0015 

  

  不等 

  清蒿、修水渠、挖水沟、清理垃圾等 

  庙会 

 

  公共财政来源 

  

  1.3 

  2.090.4+0.09+0.3+1.3 

  政府 

   

  村集体 

 

  杨庄村[8]1988-1998年间 

 

  电力 

  3公里 

  庙宇资助为周边九个村落架设灌溉和粉坊专用电线 

 

  教育 

  0.2// 

  奖学金 

 

  路、桥 

  0.4 

  道路建设 

 

  义工 

  不等 

  庙会 

 

  公共财政来源 

  

  1.5(其中包括0.2-0.5/年的村建补助金) 

  政府 

   

  村集体 

 

  以上是截至2004年黑龙潭庙宇与周边村落的赠与关系(这里仅公布了庙宇有关的资料,同时作为参比也列出了同项内容)。这些关系告诉我们,黑龙潭人的个人消费,通过这种赠与转变为集团性消费。本来在生产财富过程中印独立核算的关系而不可能发生关系的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甚至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之间,也转变成了一种互惠的关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的「随心布施」如同龙王施雨一般,通过庙宇的这种集团性消费转化了它的性质。他已经不再是某个人的「许愿」或者「还愿」,也不再是归属十分清晰的个人所有,而是集体的、公共的,如果有人胆敢私吞那将是严重违反了集团性消费的道德,将会被人们唾骂。所以这种集团性消费也是以道德的一种再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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