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科学精神的文化辨析

作者:罗红光  时间:2014-01-06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解决问题的最为理性、最有效的途径。相比之下,文化往往与地方性、封闭性、描述性相关,一般被认为两者相却甚远。但是,如果考虑到科学理性产生的地方性,以及客观性的历史性,科学行为人为地发明创造概念工具,构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科学行为是以理性为基本范式的特殊价值体系的“文化事实”,而且科学家群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具有信仰的共同体。本文认为:面对某一专业远不能及的问题的公共性,“科学文化”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实现高层次的理解,从而引导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具有一种精神,这个精神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拥有对未知的好奇、追求真的信念、严密的逻辑思维、转换知识的方法、及其敏锐的批判能力、服务于社会福祉的欲望。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了上述科学家精神,才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群体——科学家共同体。库恩这样写道:

  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培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通过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1] 

  这个共同体以理性为科学精神的价值依托,它不以物理空间或等级结构划界分属,而以严谨的因果关系组织知识系统;它不以人治或法制论对错和秩序,其内部却有良好的协调分工,形成有机的整体。我们将这种总体称为科学文化。格尔茨认为,找到一种研究科学文化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为了给本讨论定调,我们采纳当代的定义:

  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现象或者关于观念世界及其现象的整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他要求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科学要求追求涵盖普遍真理或基本规律的运作的知识……我们的科学观以二元本体论为前提,这种本体论既考虑到了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也考虑到了关于观念世界和行为场域的知识的客观性[2] 

  它至少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被看做关于自然的经验陈述和形式陈述的集合,是在实践中某一给定时刻构成公认的科学知识的理论与数据,是典型的已完成的产品。在另一层含义中,科学是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人类的一种行动,而不论这种行动是否带来了关于自然的真的、客观的知识。[3] 

  科学去伪存真。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做过精确的划分。一个满足可证伪条件的理论意味着人们能够发现它是对的或是错的,这样的理论是科学的;一个符合任何经验数据的理论将是伪科学,这也就是说它不能与每一个可能的经验相符合。按照这种准则,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成了伪科学。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是,针对患者的任何行为都能在他们的理论中找到临床解释,因此它是不可证伪的。马克思的情况是,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预言尚未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理论有误,而是提出一些特殊辩解来说明所发生的现象其实与他们的理论相符。[4]弗洛伊德拥护者是针对已发生的诸多事实作出了答复,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事情作出了符合性辩解。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这种思路继续追问的话,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符合证伪条件的理论,即来自遥远星球的光线会在太阳引力场的作用下发生偏转现象,经证实,星光却是被太阳偏折了——只有唯一的案。同样,玛雅文明曾经预言说2012年12月21日将是世界末日,这与波普尔的“符合证伪条件的理论为科学”的定义并不冲突,可这动摇了我们对波普尔对科学定义的可信度。因为其一,满足证伪条件的科学并不都是科学,所以证伪与否并非科学的本质;其二,科学研究的方法中允许有意义的假设存在。

  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研究围绕本体论和认识论就划出了分界线。时至今日,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庞杂的系统,以至于任何一个对它的定义都意味着要么什么也没说[5],要么不能涵盖其真实含义,甚至对它的界定本身就是限制它的发展。本文中的“科学精神”是所有科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但是它在理性[6]程度上仍然因人而异。同样作为科学精神基础的理性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科学行动的实践特征。科学不能代表人之精神的全貌,否则就无法理解科学自身的来历,理性也无从谈起。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常常出现的围绕唯物论与唯心论、本体论与二元论,直观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文化主义(如与栖息环境相关的创造与发明)等等,这种划分实际上也就是在说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内部的多样性与斗争。

  一、 科学行为的文化现象

  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规定了万物的尺度,从此打破了原有的那种以力量为等级的自然秩序。诚然,没有人类这一物种的介入,宇宙照常按其自在的规律运转,但是人类的介入和没有介入的不同会让人认识到“能动”[7]的力量。具体而言,一方面科学家公认科学以求真为己任,而这个“真”又是以外在于自我的力量,即物质性的实在来决定,另一方面科学家按照自己规定的方法凝视这个世界,检验的是科学家的假设或想象,收获则是知识,即观念上的概念实体。换言之,科学行为一方面发现了客观实在的规律,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对自我认识的提升。把这些经验有机地联系起来,便构成了知识。这样一来,原来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就一个一个地被转换为对人类社会有用意的存在,从此自然的历史被人类改写了。经过人类的这一改写是一次飞跃,它从此成为与人类的意识捆绑在一起的实在,共同构成了“知的主体”与“知的客体”的意义关系。科学行为的过程就是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转换成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实在的过程。至此,我们便能够针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实在和自然的客观实之间,即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过程中,围绕科学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有效的研究。铀被居里夫人发现之前,虽然它仍然对人体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铀在不被知晓的状态下,对人类没有产生意义,当然也就不被纳入人类“知的客体”库存。这就是说,在理性深处仍然是主体人的世界,而且它是历史的产物,理性的方法也就是相信为表达知的欲望的途径。我们自身的问题是,把方法上的理性(一种八股)扩大到其他领域,并将其视为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这不能不说是对理性的滥用。至少我们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科学现象对我们建立理解与对话的机制具有建设性。

  另一方面,作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人类创造了文化,并被后来者习得和传承。那么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化是人们通过创造符号来表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观念一旦表现为符号在系统中的意义,它也就具备了外在于个体并影响个体的客观性。它进而表现为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可被该思维方式解读的行为习惯。具有相同符号系统的人彼此认同并构成内聚力,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排他性,两者共同构成了表达与记忆文化的动力。简言之,人类象征性地体验这个世界。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重新审视科学家的研究行动。将科学行为理解为一种文化,那是因为科学首先表达的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系。它要求参与行动的所有科学家以求“真”为信念,并以真为善,以善为美。如果一项研究来自于捏造,那么它的真、善、美皆无。这也告诉我们说,科学理性有其自身的道德边界。因此也可以说:科学家共同体是人为地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如信念)关系的一个特殊文化的群体。它的特殊性在于理性,并且构成了它特有的“文化事实”。

  (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首先,第一个边界来自于内部分工,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了让讨论目的更加明确,我们暂借已有的划分体系来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见图—1):

  

  

  图—1:当代科学的划分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第一,研究对象的物质性与研究对象的无意志特征实际上是科学家在方法层面使之“无效”的一种变通,笔者称之为“技术性客观主义”。如果研究对象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存在,沟通则成了唯一的渠道。这样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属于“不稳定”因素,因为主体表达的多样性是技术性客观主义的劲敌。他们需要在一个相对静止,不受研究条件以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即便研究对象是活性的,也要在方法上将其处理成“客观”对象。第二,针对下面“自然科学出物质性”并不指古代科学,因为古代科学背后有神学的支持,同时,哲学是古代科学的思维和表述方式[8],相比之下,当代的大思想家往往出自社会科学而不同于古代科学。

  自然科学:定(定律)式、法则,产出物质性; 

  社会科学:规则、沟通、悟性,产出思想性和人性; 

  其次,两种成果的关系,一个物质性的,一个思想性的,它们是二元对立的吗?欧洲中世纪以前有过尖锐的身心二元对立,如笛卡儿等。二元论及“二元互动”最终在自然科学那里演变成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或实证论,正是这种本体论和实证论,使那些试图解释自然和社会、身体和心灵、环境和文化中的各种各样事件的学科彼此隔绝,并变得专业化,而且不对话了。一篇副标题为“巴斯德之前微生物在哪里?”的小论文中,作者首先提出常识性的一项认知,即:细菌是一直就存在于“那里”的现实的一部分,是巴斯特凭借敏锐的观察“发现”了它。作者针对这一常识提出了与笔者相同的观点:如果说“历史真实性”只意味着源于19世纪中叶微生物的表述,那么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分水岭。作者试图超越这种划分,并决定给予“微生物以历史真实性”。微生物自从人类赋予它意义之后,微生物除了自身的历史以外,还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的微生物”(microbes-for-us-humans)的历史[9],即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存在,它真切地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从那以后,发现者与微生物共同改写了微生物的历史——为我所用的微生物史。这一科学史案例告诉我们,所谓客观结果的出现也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与时俱进,即自然存在以“知的客体”被嵌入人类思维。至此我们可以说:自然赋予人类以生命,人类赋予自然以意义。

  (二)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可控的实验方案及其严格的操作程序。恰恰也是这种“可控”的研究方案,已经预设了科学研究的心智活动,它被自己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及其研究兴趣(甚至研究乐趣)所支配。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谈论科学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所拥有的文化特质。

  1,科学产生的人文背景 

  18世纪的文化特征是科学与进步,是把科学看做社会进步的源泉,这种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反映在一个一个的具体科学成就中,其中具有通则意义的成就莫过于“把实验提升为一个研究原则,则是文艺复兴的成就。”[10]科学行为以客观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的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11]这告诉我们现代科学产生的地方性。相比之下,而李约瑟在谈到现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在文明古国的中国时,他这样认为:

  尽管硕果累累,但中国科学没有达到伽利略、哈维(William, Harvey,笔者注)、牛顿的层次,即便不考虑元明时代短暂停滞之后,超越历史必然性的未能预料的一连串历史事件,中国文明未能产生“近代”理论科学是明摆的事实。[12] 

  中国宋明以前有很多举世瞩目的科学发明与创造,然而之后的中国的科学研究表现为精密的分类学,人们具有批评的精神,但没有创造的动力。我们还应当看到分类学发达的社会基础。中国没能引起科学革命也是由于当时的科学,如天象学、占星术,甚至具有高超技艺的工匠技术均属于御用,享有至尊的威信。分类只求归类,形似模仿,即在既定框架内精益求精,不求创新。同样的现象在清末表现到了极致。字画、陶瓷、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近亲繁殖”。这其实也是中国特殊文化传承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于是,中国历史上拥有与亚里士多德媲美的哲学思考,也有预示科学进步的四大发明,却为何没有引发马克思所推测的那种社会变革的进步?道家曾经有过古代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哲学,在与儒家的斗争中,它逐渐也转变成占卜凶吉的田园魔术,常常表现出一种反体制平均主义思想为底色的秘密结社。

  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13] 

  从科学行为的内部分工来看,科学革命之前,西方深受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科学内部逐渐向身心两立的方向发展。

  总之,明确来说,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确曾一道工作,制作出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14] 

  这种职业分工的恣意性直接影响到科学内部的知识分工,并且它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骑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做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15] 

  可见,科学理性的诞生与它的文化脉络密不可分。相反,当时在宗教、个性、自由意志、新兴资本家与工业革命共同促成了科学革命。人们开始从森林中走出来,科学祛魅,进入到了一个有意识地、有预谋地试图摆脱自然束缚的自我的时代。

  图—2:理性主义预示的方向

  

  这种针对历史的表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仅向我们阐明了技术与理论推动历史转变的社会动力在于工业革命,把科学行为的理性化归功于数学与物理学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社会,客观上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如图—2所示。如果以上述社会条件的变化进行历时性比较的话,客观上就等于默认这一历史的方向,而且这一方向具有明显的“以正确的科学范式取代错误的科学范式”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理性是历史的产物,由它作为核心的西方科学革命在广义上应当属于一场文化的革命。这种新文化至少在认识论上彻底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人类开始从一个人与自然不分的混沌状态进入一个理性的世界。

  夏军在“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1993年)[16]一文中主张将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分开,钱学森致信回复并称因为非理性思维里包含了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而这两种思维是科学研究中发明创造的动力。创造并非逻辑思维之结果。[17] 

  2,科学行为与研究对象 

  研究中将人作为什么对象来研究?这一点在方法论中往往被忽视,或者在“可控的观察”方法范围内往往被扭曲。早在18世纪休谟就说过:

  理证科学的规则是确实无误的,不过我们的官能在应用它们时是容易错误的[18]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生物人和一个文化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上的区别也就非常明显了。在医生的眼里,不管什么人,只有两类,健康的人和患者。这对有意志的人显然是不完整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19]立场的客观主义习惯于在给定的条件内观其变化。如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或物理主义的社会学或合理主义的经济学将会采取预设好的方案或分析模型,将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在如自然科学研究用语(定义)中的“类人”对已知条件的反射上。从已知向未知这一思维方式应用在研究对象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研究设计中将已知设定为预设或已知条件,未知定为在研究对象的反应上。在这种可控的概念框架下,研究对象的人在研究之前就已被符号化了,并不代表任何具体被研究的个体,研究对象大脑中存在的任意的,或者确切地说,有任何可能性的关系式被可控的研究设计给肢解、“净化”掉了。这意味着对研究者来说,被研究者的实践理性纯属干扰因素,应当被排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

  唯科学主义特有的“客观主义”的其他一切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导致的谬论……存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的一种普遍的趋势,即试图不考虑“单纯”的质的现象,而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只关注那些量的、可计算的方面……然而,它是“raison d’étre”(存在的理由),即用更恰当的事件分类代替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头脑所提供的分类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于我们的试图理解人类的领域,这种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着和别人一样的头脑,是因为只有利用我们和他们共享的精神范畴,我们才能重建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复合体。把寻找量化手段的做法盲目地一直到不存在那些特殊条件——这赋予了它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偏见所造成的结果[20] 

  已知条件或给定的选择项来自研究者自己的文化解释,而不是未知的被研究对象的条件,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性了。为使研究可控、可计算,在研究设计和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就埋下了伏笔。实验研究的目的在验证研究者自己的一个想法或理论,将这种实验科学的方式转换成实践科学,尤其当面对研究人及其社会的时候,如果出现不可控局面,意味着研究将是失败的。与此同时,实验的代价是研究对象在可控范围内“植物人化”了。这种因为人为导致的研究对象的失真现象,给它的“客观性”埋下了隐患。

  在研究者与小白鼠的实验程序中,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研究程序设计等均来自于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小白鼠的在实验过程中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它对实验条件的各种反应。所以,在圈养小白鼠时,饲养员要按照研究条件的要求,尽量做到每个小白鼠条件一致,最大限度地降低小白鼠的差异性,以满足小白鼠自身的客观性,在理论上不让它存有任何不确定因素(可控制内)。在这整个过程中,很显然,科学研究中的所谓“对象”是被一套封闭式结构给符号化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被方法上的客观主义掩盖了。另外一种现象让我们认识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相互依存并相互作用。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尤为普遍,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如大到遥不可及,小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面对无限大或无限小的研究对象,科学家只能依靠数学语言,即便使用了超大型计算机,所获得的数据也不足以支持归纳法。维纳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21]一个宏观的统计学里有意义数据与生活者世界的意义几乎没有了互动。因此如果将实验科学的理性未经严格处理就转换到实践科学中,就会出现认识论上的互不相干的尴尬局面。所以问题意识来自何方?对谁有意义?这一点始终困扰着社会科学家,理性的无限膨胀带来的不仅是认识论上的屏障,其深层原因是因为理性仍然是一种价值表象,它被文化所界定,沟通则成为理解的唯一渠道。

  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意味着研究者的科学行为以及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异化在具体的研究程序之中。与此相反,作为自由意志的表现形式,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欲望以及研究成果的使用方的目的在科学理性之外,处于非常活跃的境地,科学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联合”也就是在这一层面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大联合”已经不再是理性或科学行为本身,而是诸多利益代表互动沟通的实践。至此,它又是一个人文的现象,而且它的动力并非来自理性本身,而理性之外。

  3,概念工具 

  有两类概念用于科学研究的程序当中,一类是在相关项中归纳出来的表述性概念和通过推理得出的分析性概念。概念工具就是呈现概念的载体、渠道,它包含在表述性概念之中。譬如,通过显微镜对脑细胞的观察已经是一个控制的观察。针对同一个物体,如果使用放大镜,那么它得到一种景观表达;如果使用显微镜,它的景观则呈现为另一种概念。不同的观察只有通过不同的概念工具才有可能。在显微镜出现之前,我们看不到脑细胞的世界,细胞世界对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概念一旦创造出来,它呈现为一种力量,它要求概念要清晰、严谨、没有歧义,表现为针对研究者的客观性。这些都作为理性的基本要素规范着科学行为。它充当着沟通、记忆、评判标准的角色,同时规范着科学行为。可见,科学行为的过程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进行的观察,其中包含对研究人员自身的控制——去我化。

  尊重概念的稳定的一贯性呈现为它的历史。尊重它的传统可以说已经不是理性所致,而是对既成事实的规矩的信念,针对范式的信仰使然。科学行为的习性在概念事实上表现为,科学家可以用概念(推导)生产出概念,并使之成为概念实体,以至于创造出直观主义所无法想象的逻辑的事实。通过实验生产出事实(matters of fact)和具有解释功能的建构物。[22]在这个意义上,陕北黑龙潭人眼中的医治百病的圣水,在科学家的眼里只不过是“氢二氧”(H2O),科学家在知识结构中驱使概念进行工作,以史为鉴的黑龙潭人则运用历史符号来建构关系秩序。科学家和黑龙潭人都在恪守各自的信仰系统,在各自奉行的主义上采取行动。但是,科学家和黑龙潭人各自面对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客观的,发明符号,建构可认知、可解释的世界这一点在本质上均属于“文化事实”。

  4,分析与表述 

  科学行动的目的在于为需要认识的任何事物给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且在诸多的关系中找出唯一的关系。此时已知关系经常被用来作为参照或依据。一般而言,在已知为真或假定已知为真的前提下展开对解释项的一系列陈述。[23]例如医生面对一位疑似艾滋病患者,从研究角度首先需要建立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式(如图—3所示):  

 

  图—3:艾滋病传播途径

  作为已知条件(流行病学规律),与艾滋病患者在上述三个途径中的任何一个有过实质性接触都将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于是研究就是在这种可能的相关性中展开。我们可以用亨普尔(Hempel, C.)的解释定式[24]:  

 

  其中“待解释的现象”称为“被解释项”,“普适定律”和“特定事实”为解释项。在这个事件中,关系素只有三个,通过实验找出真正的、具体的相关性。对问题的设置与针对问题的解释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我们通常用答案与问题相吻合来理解。围绕“逻辑推理的常识或逻辑的自明之理”,我们人类发明了一整套描述性和论证性的语言。[25]人类的这种逻辑性语言,可以使我们不仅重复,而且能够丰富、批判、排错他者的理解。唯心主义者坚持全部知识和知识的增长——我们观念演变的起源——都来源于我们自身,坚持没有这些自我-生产的观念就不会有知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一半归功于我们自我-生产的观念,一半归功于对抗的世界。[26] 

  在熟人社会中,上述已知条件往往就是传统、经验。人们把信任的前提付诸于经验,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而且这面镜子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因而呈现为客观的,即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作为哲学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讨论,即在抽象意义上,把历史作为经验知识,或者或把经验作为指导人们行为方式的知识,乃至于在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一元论”或“二元论”的认识论层面都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因此可以说,科学革命并非单纯地与历史断绝,而是发展了认识论。

  分析程序:把握问题的可靠性、逻辑严密性、在承上启下的知识系统中陈述。

  第一,进行可控制性的观察/事件;

  第二,将观察转换成数据资料,此时已经不是客观的,而是被外在于研究对象的另一个思维所控制的(二次方)资料;

  第三,验证数据资料的效果;

  第四,分析数据资料提出一些系统的特性;

  第五,提出符合规律的陈述,并接受受众的检验。

  这一种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提出问题的方式,一套十分简明的概念工具,建构研究对象的程序以及将在一个研究领域中业已发现的知识转用到另一个知识领域的程序。尽管(某个)研究的特定对象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比应用于这一研究的方法更重要,而且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无限多的不同现象[27] 

  它深深地植根于那种持久存在并能够转化的科学惯性思维的结构之中。

  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广义上也是一种实践过程,将自己的预设付诸于实践的一种科学(家)行动。不过它严谨、更加结构化,针对具体目标实施封闭式操作的一种实践,我们称之为实验;实践理性告诉我们,人们在行动过程中要不断地调试、纠错,以便更加有效地达到目标。实践是开放的,而试验理性则是结构性的、封闭的,它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方法、条件来履行试验的过程。因为它是内在完整的操作机制,所以它可以时空移动。如果在这样时空移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面对研究目标,那么这个试验方法则是可信的。当然这种“可信”是在人为地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结果。

  5,信任系统 

  与上述概念工具、表述程序、分析方法等同样,规范一旦确立,下一步的行动要么遵守,要么超越,规范永远是以权威的形式而存在,否则它称不上规范。相互之间、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被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评判。这个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作用[28],即规范着科学行为,同时又是评判的科学依据。科学研究是建立在信任制度基础之上的行为方式。要获得信任,研究者必须遵守如下基本表述规则。可分享的概念体系,可重复的实验方法(如实验、检验等),以严谨的逻辑关系表述。科学家共同体在这样一套理性的话语系统中,保持方法在一定范围内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即一个关于理性的意义系统——“文化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它的“文化事实”,理性是这个“文化事实”中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是人为的事实,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关于理性的信念。

  科学系统里的信任是个认同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称之为“科学行为的文化现象”。人类学关注这种问题的基本前提在于科学现象是人为的事实,它综合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由于它庞杂,以至于它已经发展到一个学科无法面对的地步。格尔茨在一次美国举办的题为“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分支方式的可能性”的研讨会上,他认为科学主导的自然观(部分除外)已经不能作为解释世界的普遍原理了。格尔茨试图尝试“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其中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参加。然而,因为科学分工导致的不对话性,严重地阻碍了知识的公共性。知识成了认识论上的一种霸权,会议除了相互讽刺、争吵的氛围以外,没有任何产出,充满了不信任。[29]但是这种尝试的意义人类学家意识到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古代哲人同时也是科学家、艺术家、神学家这一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18世纪末以前,确切地讲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前,当时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工,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够明确,科学家几乎都是通晓天文地理的“大科学家”。因此哲学曾经针对所有学科是有直接意义的,因为哲学一如既往地表现为指导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我们还不能因此下结论说,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分工的对与错,但是这种分工明显地表现为具体化,甚至世俗化,其代价则是沟通上的障碍,甚至有迷失方向之嫌。它首先反映在基础语言上的角色划分。因为方法的细分化,即便哲学仍然有指导意义,但那只能说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实验层面了。知识的分工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加精细的制作工艺,还有更加复杂的交换系统,它导致具体方法上升为关于方法论的交汇,交换各方达成共识的部分则为“文化理性”的雏形。它的直接效果是关于规则的交流,并进入合理化程序。

  6,科学行为的道德 

  2006年底在网络上,中国围绕是否需要取消“伪科学”这一说法开展一场大辩论。

   

  图—4:网民讨论“伪科学”(引自http://msn.ynet.com/eventmsn.jsp?eid=17712249)

  上面的对峙,焦点集中在尚不成熟的观点以科学为名公布于众与科学理性之间相违的问题。反方意见责认为,科学就是要探索,提出异议,而不应当固步自封,影响创新。上述讨论不管它针对什么内容,它告诉我们唯科学主义和科学行为的确在其内部经常发生争议。科学本身反抗那些禁锢它探索进步的概念和观念。“伪”则不真,不真则不善,不善则不美,讨论核心直指道德问题。科学行为的道德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伪科学或唯科学主义引发的学科内部的问题,另一个是直接使用科学成果所联动的社会问题,如克隆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基因食品等。它告诉我们,研究过程的理性并不能说明它的动机及其使用也是理性的,也不能等同于社会的良知。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