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灾后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动员与生成机制研究(三)

作者:罗红光  时间:2014-01-09

   分析之二:外部干预与社区动员

   一、访谈的基本情况 

  九龙镇镇长访谈,是本次田野调查中直接涉及的唯一一名政府官员,汶川地震时,他在剑南镇任副镇长,对当时剑南镇灾后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情况比较了解。灵官楼社区主任,在灾后也直接参与了物质分配、住房重建等工作,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 

  二、主要发现 

  1、灾害情境下的社区物质分配新规则,能否在灾后成为社区共有知识留存下来? 

  保证物质分配的公平性是灾后紧急救援阶段和灾后重建阶段的重要治理目标。“相对优势法则”和“相对需求法则”是灾后物质分配的两种逻辑,采用何种逻辑,与灾害阶段、分配物质的特性、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自身的组织能力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物质分配规则类型学 

   物质稀缺程度 

   

   

  群体信任程度 

   

  按需分 

  按户(或其他社会单位)分 

   

  抓阄 

  按人头分 

    

  对于灵官楼社区而言,灾后物质分配生成了一种社区物质分配规则,即按人头均分。虽然这是在灾害的特殊情境下发生的,但我们也许可以预期,这种规则将作为社区知识的一部分留存下来,在未来可能的社区物质分配活动中被激活。

  

    2、社区移植,能否落地生根? 

  在扬州市对口援建九龙镇的过程中。扬州决定按照扬州园林风格重建九龙镇,为灾后重建的社区的建筑风格定调。为保证统一建筑风格(统一楼层、统一风格),当地政府要求居民缴纳2000元风貌保证金,在验收合格后退还,对于“私搭私建”,也会多方劝拆。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原有的建筑风格、布局完全被替代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物质性特征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和符号意义。灾害造成的物质损坏扰乱了受灾者的日常生活习惯,容易使受灾者产生心理紧张。在物质层面尽可能的恢复原貌,有利于改善心理层面的恢复。另外,研究发现,很多受灾者对灾后恢复的想象也来自于灾前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意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社区移植是否以及会如何影响重建社区的自我认同,特别是灾后新出生者的家园想象。 

  三、短评 

  通常来讲,自然灾害总是具有一定的时空边界。但灾害发生单位(灾害的地域边界)和应灾单位(灾害的社会边界)可以是而且常常也确实是不重合的。这是我们讨论灾后恢复过程中“外来—本地”资源渠道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从资源角度看,由灾害的地域边界和社会边界的差异衍生出以下三个问题:灾害地域边界外的资源怎样进入灾害地域边界之内;灾害地域边界之外的资源进入后如何同本地资源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导致彼此的“突生”和“连续”? 

  灾后恢复是一个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灾后恢复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军队、政府官员;也能看到从灾区以外赶来的个体或组织;更能看到以各种形式进行自救的受灾者。作为灾后恢复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共同支撑着灾后恢复过程。不难看出,军队、政府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外来组织、受灾者组成的各类自救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力量。从资源角度来说,无论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代表的都是一种资源渠道。在我们看来,对灾后恢复过程中各种资源渠道具体运作机制的研究都应置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界对于中国灾害的研究特别值得社会学研究者学习和借鉴。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系统梳理了从殷商到民国三千多年的“荒政史”。他指出,要提出灾荒这种社会病态的根治办法,就必须关注“历代社会经济结构形态与性质之演变及其对于灾害之关系”,如此才能提出“灾荒之社会学疗治之原则与途径”。[1]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中仔细分析了1743-1744年直隶救灾过程,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过程放置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当中,仔细分析了救灾过程中各层政府官员、地方士绅、灾民间的各种互动方式和互动场景。[2]这些社会背景恰恰是我们理解各种资源渠道之所以“突生”、“连续”的关键。另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义仓”、“积谷局”等地方仓储运作的研究来透视背后的“地方政治”、“国家—社会”关系等问题。[3]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对灾害问题的上述研究思路对中国情境下的灾后恢复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 

   分析之三:灾后重建中内生机制的研究

  一些早期的灾害研究认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网络相对于正式的组织而言,对灾害反应的速度较快,效率较高。[5]根据笔者在5.12汶川地震现场的直接观察,救灾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急式救灾,其中包括赈灾。这一阶段外力(政府、企业、NGO)是绝对的存在,呈现为鲜明的二元结构——强弱关系,受灾者的“主体性”基本上处于非常态——残缺不全。第二个阶段是恢复式重建式救灾,即非救急阶段,主体性逐渐复苏,此时外力逐渐淡出,灾民逐渐恢复常态。赵延东团队的新近调查结果表明: 

  2008年和2009年的调查中,分别有2210% 3017% 的家庭认为亲友提供的帮助对他们最重要, 是仅次于政府的第二重要支持来源……2009年各种制度化支持渠道(特别是解放军、单位等)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而亲友等非制度化支持的重要性有明显提升。可见, 随着重建活动逐渐走上正轨, 会生活逐步恢复常态, 而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功能。[6] 

  政府是灾后早期恢复中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步正常化,社会网络(如民间组织)的支持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到2011年已成为最重要支持提供者。非正式组织的社会网络说和两个阶段说也许是划线标准不同,但其中暗含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即内部的主体力量。这对我们分析社会网络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良机,它让我们可以观察灾民在重建过程中如何利用新知识和传统,恢复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正常生活方式。由于本研究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共同研究,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一个全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社会学家赵延东团队研究的上述社会支持网、互助与参与、信任作为公共作为基本背景,在两学科交叉部分的基础上,探讨灾后重建过程中社会网络与意义的联系。 

   一、分析思路:

  从政府到民间,从正式组织到非正式组织的过渡,赵延东团队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灾后重建过程中主体性的逐步恢复的结果。与此同时,在主体性的实践层面,卢阳旭的突生与连续研究[7]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与传统的结构与能动的讨论平台。本论文的社区动员离不开或公或私的社会资本,它表达了传统的延续性,而传统之外的新成分,如果作为新的社会资本突生,那么它又必须在一种文化脉络中得以表达与理解。首先我们看已有的研究中对社会网络界定如下: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家们分析社会结构的一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行动者(可以是个人或组织)视为‘节点’,将它们之间的社会互动联系视为‘连线’,这些‘节点’和‘线’共同构成了一种网络状的社会结构。”[8] 

  其中“社会结构”、“节点”、“线”作为本研究的检测重点,并从以下两个层面关注实践问题: 

  1, 政府行为与社会网络(划分为两个时段的社会支持网) 

  2, 传统与重建(社会结构、意义分析)   

  

  本研究从“劳动关系”和“生活关系”两个层面展开,分别讨论“有意义的关系素”的发生与再造,进而通过解释学方法的意义分析,其一,检验传统社会支持网的恢复程度;其二,是否有创新?如社会学家罗兰的“生活分叉”,人类学家刘正爱的“传统再造”;其三,作为主体性问题,观察灾后重建与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原有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有可能发生改变,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个人在其中的定位会有所变化。 

    二、天灾与人为的变化

  地震这样一个灾难摧毁了人们以往的生活系统,因而也有了新房,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512”地震以后,譬如在绵竹遵道镇棚花村安置了352户村民,1060个人,另有70户,100多灾民投亲靠友,享受了国家的每人5000元土地补偿费,进城买房,成为了新移民。本镇内部山地民向平地迁移也属于移民,被安置的玄郎村就属于其中之一。玄郎村原来在山上,共有九个队,地震中所有房屋倒塌,被迫迁移至山下重建。于是九个队全部打乱重组,抽签选地。从现象上我们可以观测得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活空间的变化:首先带来的是生活空间结构的变化。由于绵竹大部分地区房屋倒塌严重,灾后,有的原地重建,有的集体划拨土地异地重建。一方面社区重建成为主题,即通过房屋重建、修建观察生活者世界;另一方面异地重建使原有的社区结构发生变化,邻里关系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某些变化。 

  (二)生活方式的变化:居住空间的变化是否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集中重建与原地重建、政府意图与村民认识之间的距离、再造文化(清平乡银杏社区羌汉文化再造等)、对传统的新阐释(孝德年画村)、实践主体等。 

  (三)传统资源及其再造:在乡镇和村庄的灾后重建中,最为明显的是“社区”的重建,这些重建后的社区打着“中国社区”(Chinese community)的招牌,正在朝着社区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有的则借此机会重新打造文化品牌,并着手开发旅游,建设农家乐。孝德年画村就是一例,在这里,年画这样一个传统“资源”在地震中重生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四)关系网(经济、行政、人与人):房屋重建中政府虽有一定的补贴,但绝大多数灾民需要从信用社贷款,灾民贷款的担保人是村委会(村支书),这说明,村委会这个政府末端组织,在灾难中,与村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目前80%以上的人至今仍未还清债务,灾后重建的路还很漫长。值得注意的是,在灾后重建中,灾民所能动用的最有效、最快速的社会关系不是个人,而是政府。 

  (五)信任(人际关系、家族、民间信仰):广化院和吉祥寺的主持给我们讲述了寺院的受灾情况,以及灾后僧人们是如何艰难地重建寺院的等。但这次需要了解民间宗教实践(寺庙与信徒)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它与社会支持网之间的关系。 

  灾后重建也意味着人们对已有和现有的社会与文化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出现了诸多的创造性劳动,如重灾区汉旺镇的灾后重建属于异地重建,政府征用了大量土地来建新城;绵竹的“中国社区”,这对我们考察社会网络建构机制是一个良好的时机。 

    三、灾后重建的实践理性

  (一)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这里传统上分为山地居民和平地居民。人们习惯于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有粗粮种植、果树、木材、煤炭;平地有稻田、养殖和加工,两者之间通过市场实现农产品的交换。灾后重建面对的主要问题有:其一,劳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二,居住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个矛盾成为劳动关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外在动因。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原来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因素由于天灾的原因,变成有意义的要素,我们称之为“有意义的关系素”。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让“关系素”成为“有意义”的是:1,劳动空间;2,劳动内容;3,劳动的组合方式。4,结构性变化的意义。 

  劳动关系的结构分析 

  首先劳动空间因为搬迁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承包土地,都在离自己的家园较近,现在搬迁以后土地远了。为解决生产上的这个难题,当地村集体想了一个新办法,即依据国家制定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法》(土地法规定),以及四川省《关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实施办法》,承包老百姓所承包的农地。遵照这个办法,把老百姓的承包地整合可起来,老百姓以承包地的承包权来入社,经过这种土地整治,由我们的专业合作社社长组织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生产。灾民安置的结果,山民成了移民,导致居住与劳动天各一方,被安置的居民仍然在山上从事山地生产,路程均在30分钟以上。移居山下的居民仍然维持山上的村落为组织单位,即居住在山下的某个村落的村民行政上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村落的村民。与以往不同的是,山上的财富(如木材、煤炭)被国家征收或被承包商占有,山民则以打工的方式或者租赁的方式,以补偿300//年获得报酬,成了名副其实的雇工或小股东,他们每天搭乘交通车早起晚归。   

 

  8.劳动关系图 

  其次劳动内容的变化。平地民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山地民以养殖与种植水果为生。其中还有零散的农民工,他们以个体经营的方式游走。如被采访对象的吴先生就是从煤矿的拥有者变成了跑车的。他说在平地没有地方放养,圈养又不会。政府分配(对口援助方扬州为安置移民购买)的每人8厘地的菜地不能支持这里的生活,必须靠打零工赚钱。 

  最后,在劳动组合方面,由于过去人们都在山上劳动,以散居为特征并分散地经营各自的山地,如果没有特殊集体活动,如村委选举、婚葬嫁娶等,人们基本上没有集体活动。而今天由于劳动空间的而变化,其劳动组合也由原来的分散型转变成集中劳动。劳动把大家重新组合在了一起。随之出现的生产型集体行动成为主要劳动特征。 

  有意义的关系素: 

  

  9.劳动关系分析图 

  劳动意义的分析 

  从现象上看,灾民表现为一方迁移,一方接纳。迁移方因灾害失地,接纳方因被占地也相对失地,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劳动的内容与方式。地方政府的出现为他们解决土地与劳动问题,三方的结合构成了此次的劳动组合。通过“512地震以后,大家都是遇难的灾民,有命运共同体的连带感,这种自我认同感把原来分散的山地人和平地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原来在劳动层面各不相干的关系素因此也相互产生有意义的关联。上述劳动关系将原有的分散经济整合成了一个集体。原来在户籍制度里的农民现在变成了具有一定股份的工人;从纯碎的个体户农业生产者转变成了具有工业特征的集团性劳动者;组合的意义在于恢复人们的日常劳动,让人们安居乐业。在这个前提下,新的劳动关系产生了,并且具备了应有的劳动价值。原有的通过市场建立联系的分撒劳动因灾后重建出现了集体劳动,而且居住在同一个村的村民行政上并不一定属于该村的村民,这也逐渐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城镇化征兆。 

  (二)生活关系 

  过去,山地民也好,平地民也罢,他们各自生活在各自习以为常的社会系统里,祖祖辈辈相传着自洽的传统习俗和思维习惯。他们履行家庭内外的责任与义务,走亲访友,注重邻里,即便家事也往往以仪式的形式转化为村子内外的公共事务,这也被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衡量是否属于“熟人社会”文化内涵在于门户之间是否参与诸如婚葬嫁娶、祭祖、庙会等村寨的公共事务。那么安插在山下的移民是如何进行他们的集体生活呢? 

  

10.广和八队集中点韦姓祖先祭坛   

11.龙泉寺念经会 

  生活空间的结构分析 

  与其他村镇一样,灾害也使遵道镇房屋变成残垣断壁,使得家庭支离破碎。重建始于重建硬件设施,终于恢复集体意识。灾害灾民安置点房屋建设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的,灾民每户80平米的居住空间为中线,有资金能力者可以根据需要建造大一些的房屋,针对孤寡老人国家拨款29000/人。这一点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房屋是非常有限的。这意味着原来关于家庭的生活问题,因政府力量、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进入了私家的生活空间。我们以棚花村为例: 

  表Ⅰ.棚花村安置类别列表如下:   

规格 

  面积 

  备注 

  1人户 

  60  

  宅基地 

  2人户 

  80  

  自力+㎡、内装修 

  3人户 

  120  

  自力+㎡、内装修 

  4人户 

  140 

  自力+㎡、内装修 

  5人户 

  150 

  自力+㎡、内装修 

  6-7人户 

  170 

  自力+㎡、内装修 

  孤寡老人 

  38-60  

  受助 

  资料来源:根据425田野笔记 

  搬迁以后,移民被安插在山下不同的村落中,因此它首先在同一个生活空间中重新发生了“有关系”和“没关系”这样的自我认同变化。这预示仅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有人称“变异”)。具体而言,搬迁到山下移民仍然有很多家因为农地在山上,尤其有些家庭的老人仍然居住在山上,所以,虽然政府不鼓励住在山上,但因劳动和老人恋旧的原因,其中有的是木材林,有的是果树林,有的是养殖场,也有的是栽培基地……采访对象中也有人强调如果不是地震,不想住在平地。因为平地的生活都要靠烧煤,也无法养殖(传统的散养经营),老人更是依恋自幼形成的生活习惯,没有了院子和大自然那样周围环境,而不完全认同山下拥挤的生活方式。因此两居或来往于山地和平地之间的情况屡见不鲜。即便如此,事实上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看,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不可否认。 

  生活空间的变化导致邻里关系的变化,这也是一个人为的事实。因为搬迁,现在的邻居不再是原来的邻居,邻里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邻居不再是现在的邻居。如果没事,没事儿就不去原来的邻居家串门了。邻居关系的空间格局被打乱了。 

  灾后重建首先是硬件设施的重建,随之而来的是筹集资金。灾害导致社会网络损毁严重,灾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是,灾后重建合作远远高于不合作(变化);亲友借贷高于非亲友借贷(不变)。灾后重建过程中,各级组织呈现为,灾民开展自发的活动增加,居委会的活动频繁,政府活动相对退位。这一点证明了上述“赈灾”和“重建”两个阶段的存在。 

  一般认为,村落的公共事务有行政的和民间的两大类。 

  首先,在行政方面,村落选举仍然以传统的区域划分进行,譬如清泉镇安置点是由原来的红岩村、沙坝村、清泉村三个村合并而成,约300多户,移民统一设计和施工。村委会就变成了一个。村落选举是地震之前就一起的,即来自三个村落的三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个村长,根据差额选举选出村书记、村长和村会计。 

  在公共环境治理方面,遵道镇将山地民搬迁并安插在平地民村落。镇政府大力推行公共卫生,实行“三包”,即包绿化,包秩序、包这个卫生。人们统一治理居住空间的环保工作。这种事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相互联络、合作的机会,改变了村落环境面貌,这是从前没有的事情。与没有受灾的其他传统村落相比,这的确是增强相互合作维护集体利益,增强村落集体意识的一项举措。这一点也与重振乡村经济,发挥农家乐的田园风光有直接联系。 

  其次,在民间层面,我们看到了缺父少母的家庭重新组合为一个完整家庭的案例(变化),更多的是投靠亲友(不变)应对风险,依靠既存的传统来恢复心灵上的寄托和人际关系上的礼尚往来,各自的日常生活。该地区有一个风俗,不论男女,每逢十年做一次寿,男的过9,女的过10,如男的过19岁、29岁、39岁,女的过20岁、30岁、40岁,以此类推。家境殷实的人家办生日的次数会更多。此外有周岁、满月、抓周等,因此,当地送礼负担颇重。礼金金额代表关系的远近,通常而言,普通关系礼金为200元,稍近的关系为400500元。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还礼时至少要还相同数目,有时会加100元或少100元。我们以下述案例 

  

12.婚礼场面一角 

  13. 冯富华[9]亲属关系图(父方)   

 

  .记录了上市当事者举办仪式的礼单 

  姓名 

  礼金 

  关系 

  姓名 

  礼金 

  关系 

  姓名 

  礼金 

  关系 

  孙秀华 

  1000 

  村书记 

  冯传生 

  300 

  三叔 

  严弟武 

  300 

  朋友 

  杨寿英 

  300 

  前妻 

  刘贵文 

  300 

  朋友 

  唐发贵 

  400 

  大妹夫 

  冯福容 

  200 

  二叔女儿 

  冯传书 

  200 

  二叔 

  卞开述 

  500 

  舅舅儿子 

  戈华 

  300 

  本队朋友 

  唐万群 

  200 

  姐夫小姑 

  刘水全 

  500 

  小舅子 

  徐老五 

  200 

  二姑女儿 

  徐老四 

  200 

  二姑女儿 

  徐二姐 

  200 

  二姑女儿 

  蒋得富 

  200 

  现邻居 

  冯福乾 

  300 

  三叔儿子 

  冯传琼 

  200 

  父亲堂妹 

  严弟华 

  300 

  堂妹老公 

  冯福秀 

  300 

  二叔女儿 

  肖英德 

  200 

  同队 

  李时琼 

  200 

  同队 

  方全成 

  400 

  二叔四女婿 

  方全芝 

  200 

  方全成 

  堂妹 

  曾二女 

  200 

  同村朋友 

  肖艳 

  200 

  同村朋友 

  罗爱华 

  200 

  同村朋友 

  尹二娃 

  200 

  妻舅之子 

  李二女 

  300 

  表妹 

  李伦英 

  200 

  同队 

  刘述芳 

  200 

  同队 

  彭体金 

  300 

  遵道朋友 

  刘贵志 

  200 

  同队 

  肖永群 

  400 

  同学、村妇女主任 

  刘晓蓉 

  200 

  同队 

  孙晓娟 

  300 

  同村 

  明哥 

  300 

  妻子堂兄 

  向姐 

  300 

  明哥弟媳 

  刘亲家 

  600 

  遵道朋友 

  严德才 

  100 

  同队 

  方西华 

  400 

  队长 

  唐万英 

  200 

  同队 

  朱永菊 

  200 

  同队 

  宋光德 

  200 

  现邻居 

  刘述容 

  200 

  同队 

  唐青华 

  300 

  外甥 

  郭福友 

  200  

  外甥媳妇舅舅 

  布三女 

  200 

  同村 

  刘贵才 

  200 

  同队 

  杜启英 

  200 

  父亲义女 

  卞开翠 

  300 

  小舅女儿 

  宋光容 

  200 

  远亲表妹 

  肖永秀 

  200 

  同村朋友 

  唐宽凤 

  200 

  同村 

  何志强 

  200 

  干亲家 

  小村娃 

  200 

  遵道朋友 

  会儿子 

  200 

  四姑女儿 

  王友强 

  200 

  四姑儿子 

  王友才 

  200 

  四姑儿子 

  冯传周 

  200 

  三姑 

  孙凤琴 

  200 

  五姑女儿 

  冯传芝 

  200 

  五姑 

  冯传会 

  200 

  六姑 

  李四女 

  200 

  朋友 

  王国会 

  200 

  同村 

  张清芝 

  200 

  同队 

  卞开福 

  200 

  二舅次子 

  唐三女 

  200 

  同村 

  严德福 

  200 

  同队 

  李伦贵 

  200 

  同队 

  赵忠云 

  400 

  大姑儿子 

  彭三娃 

  200 

  遵道朋友 

  郑小华 

  300 

  遵道朋友 

  曾老表 

  300 

  遵道朋友 

  魏三娃 

  200 

  同队 

  曾亲家 

  300 

  同队 

  唐万贵 

  100 

  同队 

  赵小芬 

  200 

  同队 

  赵忠翠 

  200 

  大姑女儿 

  方二容 

  200 

  同队远亲 

  叶富元 

  200 

  三姑儿子 

  尹洪贵 

  200 

  妻子姨夫 

  赵忠兰 

  200 

  大姑次女 

  赵忠群 

  200 

  大姑五女 

  刘容儿 

  400 

  妻子堂妹 

  陈玉清 

  1000 

  嫂子娘家 

    

    

    

    

  从图13.和表.的对比中看到,亲属关系的远近并非决定于结构上的远近,即,结构上的近亲不一定在生活中走得近,相反,结构上的远亲也不代表关系上也是远的。关系的远近完全依赖平时的交往程度,如,堂亲(旁系亲属)、干亲(拟制亲属)或姻亲在结构上比直系亲属距离要远,但在实际交往中有可能比直系亲属走得更近,交往得更加频繁。可见,社会关系网的使用是有选择的,自我(ego)可能会根据不同情况随机动用其社会关系。红白喜事、生日宴等办大事的时候一般属于同一个网络范围[10],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自我(ego)帮助较多的是那些走动较多的网络成员,包括朋友和邻居。 

  最后,不完全靠农业生产,而通过创建农家乐实现生活自理是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家乐与拥挤不堪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多农民成为返乡发展的主力,并率先做起了农家乐。外面的文化进来,带走了当地的重建家园的正面映像和绿色产品。外来的游客对当地直接产生消费生活的影响。村落内部的娱乐(打扑克、聊天儿、饮茶、集体舞)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象上看似劳动之余的休闲,打发闲暇时间,排除孤独,但这些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最为普通,而又无需深思远虑的生活方式。与山地生活相比,譬如打扑克,它给居住拥挤的移民生活无疑增加了比较轻松,容易聚集的游戏空间,这些也是移民与相对陌生的平地民之间相互交往的渠道,发展成为日久生情、影响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活动。 

  

14.遵道镇最大华秀轩农家乐 

      15.生活关系图 

  意义分析 

  意义系统案例:移民→农家乐→就业→绿色→消费→环卫→游客→产业化(养殖等)。 

  它既是自洽的、内卷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利益链。移民是一个群体,农家乐的经营参与者又是一个群体,游客同样也是一个群体等,不同的群体被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就业者当然是一个群体,但是经营者并不主张雇佣当地人,而是雇佣较远的外人,这是考虑到外人好谈价,与熟人谈价不符合熟人社会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经营农家乐是商业行为,陌生人社会的理性大于熟人社会的感性成分,熟人与雇工不能成为“有意义的关系素”。 

  意义系统案例:灶火→煤炭→市场→家庭消费→祈福→庙宇…… 

  由于搬迁,山地民习惯中的柴火逐渐淡出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煤炭,这意味着生活开支中多出一笔煤炭的开支。 

  .煤炭与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比(2013年,遵道镇) 

  品目 

    

  价格(出售) 

  南竹笋 

  拐棍笋 

  红茶 

  梨子 

  猕猴桃 

  核桃 

  5/ 

  10/ 

  300/ 

  2/ 

  3.5/ 

  14.5/ 

  品目 

    

  价格(买入) 

  猪肉 

  白面 

  大米 

  鸡蛋 

  活鸡 

  煤炭 

  8/ 

  2.4/ 

  2.5/ 

  7.5/ 

  7.5/ 

  4/ 

 

  16.生活关系图 

  单说“煤炭”和“祈福”,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当将它们放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脉络中,我们发现,原来依靠柴火做饭的山民搬迁以后,不能继续砍柴做饭、取暖,因此具有城市居民生活特征的煤炭进入了移民家庭的生活,而且变成了与从前不同的生活方式,移民也必须与平地民一样,必须为不由他们决定的这部分生活开支而奔波。因此这个意义系统并不自洽,它必须受制于外界的变化而调整。煤炭虽小,但它象征家庭风险,即家庭生活开放而不可自控。同样,由于人们变成了工人,入托的幼儿,住校的孩子,医疗等,这些较大的开支[11]均受到外界的影响,这部分生活方式不由他们自己所能决定,当然这种“有意义的关系素”的成立是天灾所迫,这也说明每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具备面对这类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家庭经济在人力、物力或财力上的储备。还有一点值得提起,凡是不由主体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当地习俗往往依靠祈祷神灵,祈祷祖灵保佑自家生活的安定幸福。当自己身边不确定因素越多越容易走向民间信仰的领域。这个问题如同百姓问的那样,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这里发生地震!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有地震断裂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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