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灾后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动员与生成机制研究(四)

——研究所见及其建议

作者:罗红光  时间:2014-01-09

  第一 

  “有意义的关系素”:微观“社会资本”的动力 

  作为援助方, “遵道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相似的版本,“遵道模式”难以复制,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种社会资本,但没能构成当地“有意义的关系素”嵌入到当地得文化系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地方没有万科和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后盾,它们的支持能够帮助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取得当地政府的信任[1]。当我们2013年调研期间,从领导到村民,已无人问津“遵道模式”,“志愿者”也与“地震断裂带”一样,停留在概念水平。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遵道模式”这种外力推动下的社会资本在第一阶段奏效,但在第二阶段它仍然重复着“救急”阶段那种强弱关系的二元结构,没有成为本文所说的成为“有意义的关系素”,因而没能生根。具体而言,现象上看似因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当地政府与志愿者实际上重复着同一个逻辑,即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中,如果失去了一方主体性,它势必导致单向度的思维与行动模式。人类学分析认为,社会结构都是由其内在的“关系素”构成,它们自洽且互为关系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意义。两个以上的关系素如何构成相关性,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是一个文化实践理性的问题,人们对“有意义的关系素”的解释与理解才能构成了微观“社会资本”的生命力。因此,对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网、社会资源、威信)的关系建构和意义建构进行“深描”,从而才能获得社会资本形成背后的意义。因此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一)历史比较:从劳动和生活两个层面比较灾害前后的变化,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发现“有意义的关系素”。 

  (二)结构分析:承接第一条,通过整理新生的关系素,呈现其“表层结构”。 

  (三)解释学分析:针对“有意义的关系素”,检验内生的实践理性。 

  从结论上讲,由于天灾或人为矛盾的出现,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形成挑战,因此创造“有意义的关系素”是重建社会结构的关键,卢阳旭的独立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2]。其中“有意义的关系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同样既有劳动中的,也有生活中的和信仰中的,而我们在这个研究中的发现则是从文化的实践理性的角度把握“有意义的关系素”的生产,进而把握一个社会结构的建构机制。相比之下,在以往援助与被援助的二元论思维指导下的灾害研究中,往往将一个结构空间中的不同关系素推向两个极端,强弱关系中讨论利益抗争问题,理论上成全了美国式的人权利益的问题意识。那些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哪种文化背景今后值得深究,就本研究的发现而言,人们非但不是实质性的对抗,而是弱者运用内外社会资本的主体性表现,如法律条文、国家政策、企业、庙宇等演绎自己的实践理性。社会资本在这样的实践理性中得到表达与理解。单纯的结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的实践理性,因而对“意义的解释”缺乏历史维度,对灾害研究的“两个阶段”说缺乏解释力。同样,这类研究只看到个人权益的保守力量,而容易忽视创新的力量。本研究中的绵竹移民村落同样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村落如此承载大自然的灾害和中国宏大历史变迁的能动性。他们所拥有的文化理性同样具备了这种能力,并创造着自身的历史。     

  第二 

  政府的控制力及其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面临的绩效合法性压力会驱使政府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尽可能地扩大灾害重建规模,并把灾后重建置于一个相对较短的重建期内完成。但现实中,我们既能看到诸如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这样成功的案例,也能看到一些不太成功甚至很糟糕的灾害干预案例(包括反应缓慢,瞒报、谎报灾情等)呢?换句话说,绩效合法性约束下的政府灾害治理行为并不稳定。 

  在巨大的绩效合法性压力下,政府对于绩效信息非常敏感。政府一方面向公众发送正面的绩效信息;另一方面又努力去压制和掩盖负面的绩效信息。政府选择性地发送绩效信息的意图促使其在面对灾害时,会对自身的信息控制能力进行预估。如果政府预估自己能有效地控制负面信息,它就会尽力去掩盖灾害信息,对灾害进行刻意的淡化处理甚至忽略。但如果政府估计自己不能有效地控制负面信息,并且它恰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把灾害干预做成一项“非常规绩效”,那么,它很可能就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进行灾害干预,并努力寻找一个合适的信号把正面的绩效信息传递给公众——把坏事变好事。 

  政府对灾害信息的控制能力主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是行政科层体系内部的监督能力;二是公众对于政府的外部监督能力。这两种监督能力越弱,政府在灾害信息上操控愿意越强烈。当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了行政科层体系内部监督能力和公众的外部监督能力,压缩了政府操控信息的空间,增加了掩盖、封锁灾害信息的失败风险。因此,我们看到,当一项灾害被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越深地介入,灾害信息被曝光程度越高时,政府越倾向于把灾后重建作为一项政绩来追求,藉此来展示和积累自身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绩效合法性约束下的政府灾害治理,存在不稳定的治理表现,对灾害进行选择性干预的倾向更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关心的不是要不要“快速重建”的问题,更不会天真地认为能为灾后重建设计出一个最佳的重建周期。虽然,帮助受灾害影响的人们“尽快”消除灾害影响,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但“尽快”不是越快越好,更不是可以不仔细考虑为快而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灾后重建速度是如何被决定的,灾后恢复的成本如何内生在灾后恢复的方式选择和节奏把握之中。当各类灾害正在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时,上述问题更显重要。 

  第三 

  社会支持网 

  灾害冲击和外部干预,都可能改变受灾家庭和社区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个体的价值观念、思考方式以及社区内的社会网络、信任关系等也可能发生变化。从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在上述方面,变化与连续同时存在。物理层面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最为明显,社会关系层面的网络变化不是太明显,震前的人际关系逻辑仍然在村民的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各种红白喜事、传统节日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 

  如何判断变化确实是由灾害或与灾害相关的应对行为导致的,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发生在灾后重建社区的变化(比如农民生活的市场化、社区居住空间改变),在其他社区同样能观察到,不能轻易地把灾后重建社区内的变化,统统归因于灾害,它可能是更大层面的、一般性的力量(比如城镇化、地区产业结构变化、退耕还林政策)导致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灾后重建社区和普通社区的比较研究非常重要,它能帮助研究者确认到底何种变化是由灾害及相关应对行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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