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玉梅:罗红光的人类学公共关怀意识

作者:卜玉梅  时间:2014-01-20

  作为普通人也能参与的公共服务系统,其意图就是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普及到每个人的实践中去,也使道德建设成为可操作的社会实践。 

  “劳动是有人格的”,罗红光一直以这句简单而朴实的话作为自己的治学格言。近年来,他一直专注于福利文化、交换理论与实践以及亚洲NGO研究,将人类学的方法与理念贯穿到具有公共性和公共关怀的研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果。

  寻找他者的有益探索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人类学公认的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即一个人在遥远的僻壤进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但是,当今的世界受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他者的世界已不再相互隔断、互不来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罗红光认为,或许他者本来就存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中。我们不应该刻意地追求遥远、封闭、孤立的他者。在开展人类学的研究与实验中,应该在坚持传统的民族志与理论追求基础上具备批评和反思的眼光,当下的“他者”并非是一种时常统一的而缺乏文化活性和创造力的概念,而需要我们在互动和变迁中对异文化加以观察和研究、理解和对话。

  针对他者田野和特征的变化,罗红光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常人”。在“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研究中,16位志愿者被派驻到遍布全国的十几个公共服务机构,并记录下他们生活与服务的点点滴滴。利用人类学家对主体性与他者性的敏觉,罗红光将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放在他者关系中进行实验与讨论,深入阐释了自我的他性问题,提出了主体成为自我的他者的条件,并将这种强调日常性和社会性的研究方法命名为“常人民族志”。常人民族志将“知识与话语权”的不对等、对话的道德这一学术方法论问题充分表现在一手资料层面,不仅意味着非专业的当事人在内的自序体例,而且还包含了可供批评的实验民族志写作特征,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大规模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公共服务社会化的设想 

  慈善与公益事业等于利他行为,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检验的命题。罗红光却对这一“共识”提出了质疑。在理论层面,“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研究,解决了道德权威不可自我检验的问题。他提出的利己与利他互为表里、不相矛盾的观点,成为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一设想的经验基础。亲临现场的180天的志愿利他行动文本《16 位志愿者的180天》(工作日志),在成为珍贵的常人民族志资料的同时,也成为公益组织进行志愿者培训的最佳教材,为今后志愿者的招募、培训、接纳和自我调适提供了“知识临床”的依据。

  关于公共服务的义务化、社会化,罗红光并没有止于对志愿者服务的研究,而是结合“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家庭福利的疲软以及福利赤字和人口、就业等相关现实问题,在承认公共服务的国家化(福利国家)、市场化(福利经济)的基础上,从人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出发,提出发展一套面对个人社会责任的“公共服务义务化”系统。这一系统强调每个人在公共服务系统中的角色、责任,以及“福利义务”系统给予他(她)的社会回报,从而将利己与利他、主观与客观、交换与互惠结合起来。作为普通人也能参与的公共服务系统,其意图就是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普及到每个人的实践中去,也使道德建设成为可操作的社会实践。这对于以往过多强调人的生存价值、淡化人的社会存在价值的社会思想具有批判的作用。从福利社会的文化建设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家庭结构和家庭福利文化与福利制度的关系,罗红光提议将“家庭义务”扩大为面向社会(社区)的福利义务,即进行“福利权利”与“福利义务”相结合的福利文化建设,为福利制度改革提供新的路径和理念。

  参与式环保实践 

  为了更好地贯彻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思想,罗红光长期从事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面对沙漠化和风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罗红光组织并参与到内蒙古的治沙行动中。以和林格尔县白二爷沙坝为基地,他与来自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环境保护爱好者和志愿者团体一起开展沙丘植绿、能源改进(沼气池)、村落动员等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知识与活动对象互惠的目的。此外,他还长期策划并实施陕北等地的环保活动。他指出,环保工作在中国有两个历史性倾向。一种是从科学开始又结束于科学的科学主义理性;另一种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群众运动。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性,即施助者与受益方是二元的且单向的,因而导致受益方外在于科学和生命权力。尽管政府和科学家知道环保离不开群众,然而,二元论思维以及专业化、国家化的方法,使群众从主观上外在于环保。在这样的过程中,受益方很容易被“植物人”化,导致环保项目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沉重负担。因此,他提出重视“科学主义理性之外的力量”,即受助方的主体性建设,通过适合当地生态、社会和文化脉络的“人造生态链”的建设,实现受益方为主体的“参与式环保”,为环保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实施和善后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个超越二元论的方法和理论。

  在罗红光看来,理解是一项双向的、互动的实践过程。作为人类学家,他从事的工作就是理解他者之理解。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的再现,它的质量来自双方沟通的德性(如立场)、学者围绕理解的悟性和双方沟通之后所产生的认同。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罗红光“对话的人类学”之中。在强调这种学理上的沟通的同时,他也将其践行到跨专业、跨文化、跨国籍的对话与合作中。他曾经组织亚洲六国的“湄公河论坛”和中日韩的“亚洲论坛”。此外,自2000年以来一直策划拍摄的《学者对谈》,致力于打破学术壁垒,在学科专业化分工边缘挑战知识的存在形态,启发学科反思及跨学科合作,给中国学术思想史留下了一个来自人类学的奉献,也体现了其所具有的公共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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