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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中美经济互惠友好最紧要

  时间:2010-05-25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借助于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内在优势,当发达国家经济仍在努力挣扎时,中国经济率先站稳企好,中美经济似乎存在一点温差。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美国经济是否还处于低谷?如何实现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合作的热点在哪里?就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了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教授。

《财经国家周刊》:从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还停留在底部区间,就业问题也不理想,在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厉以宁:经济增长的周期跟就业的周期是不对称的,经济滑坡在前,上升也在前,就业问题滑坡虽然晚一点,但是上升是更晚的。美国从经济角度看,是起来了,但是它的就业问题一直很严重,最近才稍稍有点好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美国的金融领域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出什么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比如说最初的危机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危机,后来是雷曼银行,现在又出了高盛事件,每次这种事件出来对它都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人们的信心。

第三,美国跟西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希腊危机出来后对美国经济也有影响,希腊的影响可能还小一点,但下一个(发生危机的国家)是谁呢?下一个国家出问题后同样会拖累美国经济,直至影响美国的政策。

就业问题还很严重,信心因为金融监管方面出了问题而受影响,再加上国际因素的辐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美国经济虽然起来了,但是没有奥巴马原来所设想的那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觉得美国的这种经济现状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厉以宁:现在因素是不能确定的。假定西欧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影响到欧元的地位,再就是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所以现在还在观望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舆论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成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你如何看待美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

厉以宁: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压力的状态,给中国施压的状态,那么中国是不会屈服的。

你说我操纵汇率,你的根据呢?我们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那就表明了我们并没有受政府的直接操纵,所以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国际上所用的购买力平价学说也好,或者均衡汇率理论也好,实际上这些都不能够说明中国的汇率是在操纵之下的。

人民币有来自国内的升值压力,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国内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引起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于是资产市场就被人们所注意,而资产价格的哄抬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当人民币升值了,就没有升值预期了,没有升值预期,国际资金就不会大量再向中国流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害处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害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人民币不是不可以升值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实际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利。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收购更容易。这是第二个压力,大家都呼吁要走出去。

第三个考虑,人民币升值会迫使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经济转型,就是说告诉企业,你想跟过去一样躺在人民币不升值的基础上,这个日子已经不多了,你赶快抓住这个时间来自主创新。

所以人民币升值不是没有可能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现阶段是否要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会有怎样一个过程?

厉以宁:我们要考虑的是,人民币不升值会带来什么问题,升值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各自的弊端在何处?

(人民币)升值是两种升值,一种是大步升值,这是不可取的。大步升值或者说一步到位都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位”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人民币大步升值,国内准备是不够的,这样的话会给企业突然袭击,很多企业会被拖垮。

比较可取的是小步升值,小步升值怎么做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管理的上下限放宽一点,这个还是由市场来定,摆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小步升值可能对中国更好。

如果认定小步升值可取,再与不升值比较,两害之间取其轻,然后就是时间节点的选择。具体(升值)时间的问题,还要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因素来定。

《财经国家周刊》:在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是提前释放出的重点话题。有人觉得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中美关系失衡的一个根源,你认同吗?要实现中美经济的再平衡,中美双方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厉以宁: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不能只怪中国。

美国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有限制,你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放宽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中方,在美方。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储蓄率高能怪中国老百姓吗?(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消费观念跟美国也不一样,所以说高储蓄率不能够作为一个理由,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从经济失衡方面来看,美国人应该更多考虑把什么东西卖给中国人。中国急需的高技术产品你都限制出口,还怎么埋怨中国?你多卖一些现在被限制的高技术产品给我们的话,这个(经济失衡)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较危机之前会发生什么变化?中美之间合作的热点在哪里?

厉以宁:中美之间的经济要点最要紧的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希望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中国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包括技术装备这样的产品,这个是今后可以合作的。

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外国投资的国家,投资中国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而且一直是敞开的。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日益改善的,你要是看中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来投资,那你就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

除这两方面以外,经济交流往往和人力资源的交流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双方应该交换更多的留学生,允许更多的专家互相聘任工作,这都是人才交流的重要方面,这个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两国的经济合作,都是有好处的。

《财经国家周刊》:早有一些经济学者揣测中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近期的《时代》周刊上,更是发出了“鹰可以拥抱熊猫吗”的设问。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厉以宁:只要符合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一定非要熊猫和鹰拥抱在一起,那样只是漫画式的语言。

中国对外始终是友好的,从互惠友好形象来讲,拥抱也好,不拥抱也好,只要符合双方互惠的原则,符合双方友好的原则,这样就好。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家应该看到,跟中国保持互惠友好关系,对双方长远利益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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