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应对中国人口负债提上日程

  时间:2015-07-30

  中国人口负债还是一个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即使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也只是把中国人口负债集中到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引发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口负债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应对的地步了。“十三五”规划是应对中国人口负债至关重要的窗口期,应把应对中国人口负债提上日程。 

  一、人口负债及其类型 

  人口负债或人口赤字,就是透支人口未来。人口负债与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客观形象。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不同步,加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使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总劳动人口比例与结构发生变化,结果导致经济增长趋缓。 

  显然,人口负债或人口赤字与人口老龄化一样,都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虽然不能认为收获了多少人口红利,就一定要偿还多少人口负债,这是人口负债与其他负债最显著的区别,但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偿还人口负债则与其他债务并无本质不同。 

  一般情况下,人口负债是由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不同步而形成的。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形成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人口红利开始储备;随后,生育率迅速下降,形成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的格局,人口红利逐步释放;在此过程中,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进入人口负债时期。 

  在开放的人口系统中,人口迁移事实上是人口负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口负债可能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也可能是新的人口转变的开始。不管是人口转变结果导致的人口负债还是新的转变开始的人口负债,社会经济条件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重大因素。在开放的人口系统里,人口流动理论与模型显示了人口流动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里长时期的流出人口规模过大或流出劳动力年龄人口过多,流出地的人口负债是显而易见的,流出地因劳动力年龄人口流入收获人口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东、西方和南、北方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非活跃地区向活跃地区流动可以很好地进行诠释。 

  由此可见,人口负债至少包含两种类型,即人口转变导致的人口负债和人口流动导致的人口负债。两种类型的人口负债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在不少情况下,两种类型的人口负债相互交织,使人口负债呈现出多样化状态。比如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债,既有人口转变的人口负债,对户籍人口而言,尤其如此;同时又存在潜在的人口流动导致的人口负债,在户籍制度改革对特大城市诸多限制-绝大多数城市外来人口不能入户的情况下,流入的人口仅仅是作为资源或资本存在的,存在着大规模回流或向其他地区流动的风险,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负债加剧。 

  二、中外人口负债的差别 

  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债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话,中国人口负债是在国家追赶型战略指导下形成的。显然,中国人口负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干预下的结果。 

  中国国家追赶战略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全面推进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生育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确立的基本国策,作为国家赶超战略组成部分或重要支撑的独生子女政策也是按照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和目标确立的。“人口要下来,经济要上去”,这是追赶战略指导下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最简洁、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达,最初的政策形式就是节制生育,完整的政策则在“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政策则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出生人口迅速减少。由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导致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率的重要推动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口转变历时较短,人口红利的释放则呈明显的相对集中特征。这是中国持续30余年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基础,是人口红利对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贡献。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转变的时期长,人口红利的储备与释放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中国人口红利不仅释放集中,而且释放的时间也比西方国家的人口红利释放短得多。与此相一致的是,中国人口负债也将集中爆发,且爆发和呈现的时间随政策调整的广度、深度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人口负债并不仅仅是生育率的低水平和超低水平,也非少年儿童规模与比例的“双降”导致的人口结构波动,还包括与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的人口性别结构,也包括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人口素质结构、道德结构等方面。如政策调整不局限于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负债的爆发及其解决时间还留有余地,否则,中国人口负债爆发将以断层和断裂的方式发生,且呈现出时间紧、力度陡、不易解决等多重特征。 

  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债与移民密切相关。工业化早期,西方国家征服殖民地的同时还输出人口,也就是移民,形成了人口负债务的最初形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既是移民的结果,也是移民建立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的低生育率改变了人口输出国家的人口结构,人口负债开始加剧。工业化中后期,西方国家移出人口逐步减少,移入人口逐渐增加,但不同的国家对移民的不同态度和政策,使不同的国家其人口负债水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三、中国人口负债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人口负债的规模、速度及结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不能说收获了多少人口红利就一定会付出相同的代价——人口负债,但中国人口负债规模之大则是远超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的,人口大国的人口负债是人口小国难以比拟的,虽然人口大国的人口转圜余地也比较大,但大国的人口负债基数是其他因素难以抵消、消化或融合的。 

  其次,中国人口红利的收获速度及规模也是世界未见,中国人口负债的速度及规模也将是世界未见的,相应的偿还人口负债的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未见的。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人口转变则是在几十年内彻底完成,且人口转变中的人口问题中国消化的时间也只有几十年,而西方则用了几百年时间。还债——人口负债的内在要求,中国的时间窗口也比西方国家短得多,何况中国还债是在“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下进行的,即使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应对大规模、短时间的人口是中国人口负债的重要表现形式,但不是中国人口负债唯一的表现形式。2050年前后,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爆发的高峰期。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口负债没有纳入国家赤字预算,中国人口负债还仅仅是一个讨论而没有付诸行动予以认真应对的问题。虽然可以认为“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应对人口负债的具体政策措施,但由于“单独”生育二孩的政策动机不是出于应对人口负债的需要,而是为了解决所谓的一些特殊困难,“单独”生育二孩的许多附加条件、限制因素,无疑表明了这项政策还是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框架内。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价值取向并没有改变。 

  四、放开生育政策不足以应对中国人口负债问题 

  中国人口负债是系统性负债,包括不想(愿、能)恋爱、不想(愿、能)结婚、不想(能、愿)生育导致人口发展全过程、全方面的负债。同性恋的鼓噪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加剧了异性恋爱、婚姻 

  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波动是中国人口负债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缘于严格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缘于生育文化的影响,比如羊年不利生育而使该年度生育人群大幅度减少,且在一个周期内反复。 

  结构性负债,主要是女性赤字。女性赤字不是靠生育政策的放开就能解决的,也不能靠婚姻的年龄差距拉开来解决的,扩大婚姻的适配空间才是最好的治理之道。单从适婚人群来看,中国女性赤字高达4000万左右,相应地需要开放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女性进口。当然,在此过程中,如何平衡民族人口则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前提是不影响主体民族的绝对多数地位。 

  经济性负债。这是由社会经济政策的不匹配造成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收入低。诚如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所称的那样,绝大多数劳动力人口的工资低于平均工资,进入婚姻年龄的人口的收入则是低于平均工资的主要人群。 

  文化性负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孝”与“忠”把“家”与“国”联系在一起,成就了中国独特的家国文化,所谓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即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使家与国在文化上开始隔离;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则把家置于国之下,家与国的文化联系开始切断,家只是国家战略的要素,而不是国家的细胞,家与国的文化受到系统性破坏,生育的决策被个人决策逐步取代,“无后为大”仅作为受批判而存在。当然,人口发展的文化性负债并不要求回到文化的过去,这不是文化性负债的内在要求,但构建适应新时期形势与特点的家国文化则是必须的。否则,家与国的严重分离会使国家与民族认同成为问题,并最终影响民族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完整统一。 

  五、应对中国人口负债需要系统性方案 

  任何单一性的政策措施都无力、无法应对中国人口负债问题。本文之所选择“应对”而不是“解决”中国人口负债问题,除了人口负债问题需要系统性方案之外,还需指出的是人口负债不是解决的问题。诚如前述,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人口负债应是人口发展之必然,如同人口老龄化一样,是问题,更是人口发展升级的衍生物。因此,人口负债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须应对的现象。 

  应对中国人口负债,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性方案,同时需要明确两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属于市场透支的部分应由市场来调节,属于政府决策透支的部分则应对相应的公共政策作出调整。 

  中国几乎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时期,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虽然有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农村经济与市场还相去甚远。城市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中国城市并不发达,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镇人口不超过10%,除沿海地区、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和东北三省有一定的工业制造业外,广大的其他地区工业制造业几乎为零。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市场走向边缘。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可以认为是对人口负债的市场部分的最好诠释。1970年前后中国已处于人口转变的前夜,或者逐步开启人口红利逐步形成和释放之门。1970年代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则在市场因素之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因素,到是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则使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政府干预为主的时期。因此,应对中国人口负债也要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进行。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融入市场因素,应是应对中国人口负债的基本方略。 

  政府主导,不仅仅是调整生育政策这么简单,而是要围绕解决愿意恋爱(结婚、生育)、有条件恋爱(结婚、生育)、有能力恋爱(结婚、生育)等一系列问题,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有利于负责任地愿意恋爱(结婚、生育)、有条件恋爱(结婚、生育)、有能力恋爱(结婚、生育)的政策环境。同时,要抵制同性恋、双性恋等不当人类行为的影响和冲击,把人类发展引导到符合规律、符合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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