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时间:2013-03-02   浏览次数:0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答案。

  茅于轼,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在这本原题为《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的书中,茅于轼给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即厘清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人民利益为重,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具体策略上,茅主张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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