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日: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收权集权

作者:倪红日  时间:2013-11-26   浏览次数:0

  2013年11月21日,中改院“改革新起点、新突破——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在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中编办、财政部、外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社科院及中国银行的专家学者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领域改革的新起点、新突破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发言实录:

  中央这次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定,基本上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的基本方向,这在决定中有几句话体现出来了。第一个,是特意提出来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国税地税体制要完善,这都是坚持了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果。这就是意味着中央财政坚持在财力上要掌握45%到50%左右的财力,然后实行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这种体制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不叫收权,我认为中央坚持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支持这种观点。中国这么大,如果一直是1993年前的中央和地方财力状况,过度地方分权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是很危险,搞得不好就有可能出现前苏联的解体和分裂状况。所以我认为必须把1993年以前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状况给颠倒和纠正过来。何况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结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中央财政要控制50%左右财力,有的国家是60%、70%的财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矛盾的问题是出在转移支付方式和我们中央各个部委在前一段时间财力分配权太大,而且分配的方式很有问题。这一次我非常拥护决定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内容。我认为不是收权集权,我认为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方向,是不能动摇的。

  决定中提出一部分支出责任上移给中央财政,我们的研究报告也是这样建议的,改革方案都做了安排。这就是来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矛盾的一个重要措施,改革方案说得很到位。

  我今天上午看了楼部长在公开场合谈了财税体制改革的几个亮点问题,我都很赞成。我学习决定后,把决定中的财税改革部分归纳了一个表。公开如下:

  财税改革决定包括四个部分。一个总的目标和总的政策,另外就是两个制度一个体制。两个制度是预算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一个体制是中央与地方的管理体制。 一共是19项具体改革内容。

  概括这个财税改革决定,我的体会是:目标明确、问题导向、内容丰富、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史无前例。

  这些改革基本上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延续,是为了解决到现在为止,19年来积累的财税体制矛盾和问题。改革内容和措施很具体,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财税的体制机制能够朝着现代财政制度迈很大的一个步伐。同时我认为目标还是一个有限目标。所谓说它是有限的,它现在还是底线兜底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方面,在这个方案里并没有提到很高的标准。比如说达到一个像我们原来提的,像让它差距缩小,就是包括各个领域,各个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能够控制在一个基准上下,没有这个目标。所以这次改革是为今后我们财税体制的完善奠定了很好制度和体制基础。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没有解决,从国际视角讲,西方国家遇到重大的政府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体制,如果按照西方的体制走,我们未来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大,因为我们人口太多。即使这样,我个人认为财税改革方案,内容丰富,比较全面,然而落实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时间紧迫。七年时间的2020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确实是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么做成功了,就奠定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很好的体制和制度机制。

  我非常赞成魏部长讲的智囊团、思想库就是要出新思想,哪怕提出类似“哥德巴赫”的猜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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