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有:人类行为与发展经济是什么关系

作者:孙希有  时间:2017-07-24

  一、人类行为有哪些行为

  人类社会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得益于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类的什么行为能促进经济发展?有哪些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从根本上说,发展经济也好,人的各种行为也好,根本的目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的生活和生存。生活要幸福,生存要持久。生活存在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论对生活的定义和标准有多少,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人类的所有行动、活动,都不能离开以人的身体健康、心底无忧目标而作为,这也就是人的本质生活。人的本质生活就是社会供给的要素,要能满足人的生命、生活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存在。人是自己可以影响自己生活好坏的动物。人类存在的准则就是:“生活好要做得对”,这一观点至少概括了人生、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元素和所有状态。“生活好,做得对”是具有逻辑关系的两个元素。“生活好”是人生的目标,“做得对”是为了“生活好”体现的行为。“生活好”取决于做得对,如果做得不对,人就很难生活得好。归纳起来,人类存在期间主要有有三项行为:一项是改造自然,形成人工创造物:第二项是人类智慧使用。不断发明创造出新技术,提出新知识:第三项是人类生存性消费。这三项行为就是人类的生产行为、科技研发行为和消费行为。人类存在期间所做的这“三项行为”,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方式、生存状态。而人类如何改造自然,人类如何使用智慧,人类如何进行消费,没有稳定性。人的行为方式既影响人本身的生活状况,也影响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存在期间这“三项行为”的显性现象和结果主要是催生了经济存在。由此可见,经济存在影响着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再涉及到经济存在。如果讲人类要“做得对”,以达到人类“生活好”的目标,人类的这“三项行为”就必须讲究科学性、伦理性、道德性,选择对的事情做,把对的事情做好,以达到真正“生活好”的人生目标。站在人类整体视野角度,“生活好”又不应当仅仅是某一人、某一集团,以致某一国家等狭隘的群体享受,应当是人类整体可持续、互联互通式发展的和平健康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就具有这样的意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按照共产主义学说,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是实现世界的大同。这些无疑都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好”的元素之一,也是人类“做”的目标之一,但经济发展具有双刃剑特征。它既是人类“生活好”的物质元素来源,又是威胁人类“生活好”的原因之一。按照人的“三项行为”之一的改造自然,形成人工创造物行为,现代普遍性的追求是经济效益。经济发展越快,自然资源消耗就越多,生态受到破坏的程度就越严重。而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又是人类“生活好”的两个重要元素,就此得出一个观点,即“生活好”取决于经济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处理。处理得好,生活就好,处理得不好,则反之。那么,经济与自然界之间如何协调好关系呢?这要从生态文明说起。为什么讲生态文明呢?是因为当下人类有不文明的行为而导致了生态不文明,人类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由此看出,人的“三项行为”是经济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处理的核心内容,对此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转变人类对“生活好”追求的思维模式。凡是人类本质生活必须的产业就必须更好、更快地发展,凡是非人类本质生活必须的产业应当限制、控制、制止出现和存在;凡是对人类本质生活有利、有用的科技研发行为,对人的思维观念、实践活动有利的知识提出,就要积极开拓人的智慧,凡是对人类本质生活不利、无用,甚至伤害的科技研发行为,就要限制、控制、制止。凡是对人类的思想意识、实践活动有负向影响的知识就不能提出;凡是人类本质生活需要的消费,要尽可能的满足,凡是非人类本质生活需要的、多余的消费需求,就要限制、控制、制止,要使人养成“够了就好”的生活习惯,这就叫“做得对”。

  二、人、经济、自然界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经济和自然界。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界为基础,以人为发展的前提。经济和自然界决定人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

  (一)人的“三项行为”是为人自己而不是为了经济

  前文对人类存在期间所做的“三项行为”与经济的关系已作了阐述。要选择对的事情做,把对的事情做好。无论是改造自然、形成人工创造物,使用人的智慧不断发明创造出新技术,还是人的消费行为,都与经济发展与存在有关。换句话说,人类“三项行为”的行为方向、行为方式,决定了经济发展和存在的状态、性质,其中人类改造自然,形成人工创造物是典型的经济行为。人工创造物也好,改变自然物也好,理论上都应当是从人“生活好”的意识出发而进行的行为,即物是为人而创造。但现实的情况是,物的创造已不仅仅是为了人,最多是为了少数人。资本所有者为了自己赚钱,政府机构为了公共财政的收益或者为了管理业绩而鼓励多创造物质。放在国际层面上,每个国家追求经济发展都是为了取得在国际竞争当中的实力等。因此,在现代社会,人工物的创造常常丧失了人性,丢失了创造物质的为人目的。本来生产某种人工物的市场需求已经足够了,但生产者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公共收益和业绩,一个国家为了获取国际上的竞争力,一旦看到生产物减少,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了,便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再促进经济增长,比如采取所谓的刺激性的经济增长政策等。人需要多少物是与人自身纯粹的生理性需求或基本生活性需求有关系的,是多少要多少,人一旦被刺激,就容易放弃理性、增强感性,感性一增强,人就容易违背客观规律做事,这就是纯经济主义的思维结果。所以,在经济主义的思维前提下,在一切为了经济的目的下,由于人们过度关注经济发展,过度在意社会财富的积累,而把人类的本质生活需要放在了次要位置。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而不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去强力改造自然。当改造自然形成人工创造物之后为了使人工创造物得到承认而带来所谓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主义的思维下,人们便诱导消费者去进行不必要,甚至不利于生命、生活健康的高消费、浪费性消费,这其实就是激发人们永远难以满足的物质欲望。人的消费心理取向产生变异等就是经济主义过度化催生消费主义膨胀的结果,这其中还包括靠人的智慧研发出的技术是不是真正为了人本质生活的需要,有些科技的研发其实并不是人的本质生活需要,而是技术研发者、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经营者为了财富的积累才做的。实事求是地讲,经济主义的形成使人的“三项行为”已经忘掉了行为的初衷,即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类本身的本质生活需求。所以,经济发展不能超越人类的本质生活需求,经济发展状况也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生活状况好坏。经济要为人服务,而不能是人为经济服务,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发展及其创造物永远是客体,这是不可改变的思维,因此,所谓刺激人的消费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人的生产行为、科技行为、消费行为不是为了人本身,而是为了所谓的拉动经济发展,那么人这样的行为还有用吗?这样的经济存在还有必要吗?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

  (二)人要与自然互为主体、和谐共生

  与经济相比,即人与其自己的创造物相比,人类是主体,这是永恒的定义,无可争议。但说到此,又一个问题出来了,既然经济发展是为人类而发展,是不是只要人类有需要,就可以做一切事?又不对了。自然存在或自然生长物既是决定经济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发展的制约。自然资源少了,资源枯竭了,经济发展将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现象既是此现象。再从逆向思维角度看,正是由于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消耗了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才使得经济发展的前提越来越失去,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大。比如污染性、破坏生态性产业的出现,不人性、不利于自然保护的科技发明创造,浪费性的消费等等,就是人类做得不对的行为,因此,新的问题主要就是人类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关系问题。笔者对人类主义有两种内涵界定:一种是狭隘的人类主义,即与自然界相比,人类为永远的主体,自然界为永远的客体,一切以人类利益、特别是当代人的利益为上;另一种是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体、和谐共生。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大都是从狭隘的人类主义角度理解和行动。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也理解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个别人、个别群体、个别人类群体的管理者都打着为人的旗号而发展社会,浪费地球资源,损害自然环境,这样,就发生了人类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矛盾问题,也涉及到当代人类还是永续人类的问题。宏观上狭隘的人类主义是为当代人类着想,微观上的狭隘人类主义是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一地方、某一群体等的利益着想。如果仅从狭隘的人类主义利益着想,就必然会发生人类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严重矛盾,因此,真正的人类主义应当站在更广泛的人类主义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考虑人类整体的利益,要有代际均衡的意识,否则,人类的发展将不可持续,此代生、彼代亡,所以,人类存在期间的“三项行为”必须“做得对”,这是使人类“生活好”的根本保证。没有自然界,哪里还有经济的存在?没有经济的存在,哪里还谈得上人的“生活好?”

  三、生活好不是没有选择的物质感受

  从科学的发展角度讲,发展是一个社会的不断改进过程,最终表现为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发展仅仅概括为经济总量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其实,衡量发展的重要尺度更在于能否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发展形态,而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发展形态的终极目的和结果就是能否增加人类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如果经济增长能够从中产生出与人类的幸福感、满意度相一致的新的发展方式,形成了新的发展观念,这就是生活好,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体现为发展。反之,最多是财富的简单增加。因此,真正的发展和人类文化存在应当是注重经济发展当中的人类行为规则,分项说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相统一的发展,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发展是具有同一性的。

  第一,“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是对极端经济主义发展观的超越

  极端经济主义发展观主要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这种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增长观,很容易与一些地方片面发展经济而形成的政绩观相结合。在极端经济主义发展观指导下,整个社会各个部门都会把产出当成首要目标,而全然不顾投入、成本与代价,特别是由于不顾人文、环境、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与代价的增长结果,更会使社会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在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构成了发展的伴生物与副产品。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发展观、这样的政绩观不会满意,这就需要我们超越极端经济主义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寻求人民幸福生活的经济发展观念,把经济发展当成社会进步的中介,把经济发展当成美化环境的手段。

  第二,“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是对极端主义生态观的超越

  敬畏自然、保护环境、注重生态是上世纪生态学家们经常提出的话题,也是环保人士提出的普遍倡议,但这种生态观也出现了极端,即不顾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顾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而为了矫枉过正的生态观意识而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放到次要位置,这样的生态有机自然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要的绝不是“青山绿水、生态原始”式的贫穷落后社会。因此,“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的发展方式就是对极端主义生态观的超越,它把“生态有机”当成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保持“生态有机”的前提中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人民过上富裕而幸福的生活。

  第三,“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是世界可持续存在的体现。

  可持续是一个多维的、综合性的概念,它内含人的可持续,也包含着自然的可持续,是人的可持续与自然的可持续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其中,自然可持续为人的可持续提供保证,人的可持续不仅为环境可持续注入了活力,提供了保障,而且也是自然可持续的集中体现,它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综合起来讲,离开了人的可持续,自然的可持续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而离开了自然的可持续,人的可持续性就会中断。而人的可持续首先要求人们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过着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健康的富裕生活。于是,“生活幸福、生态有机”就成了辩证发展、逻辑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生活好的当下现实设计

  “人类行为与发展经济”具有明确的内涵与特定的指向性。

  “生活好”是指人民能够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它与讲一个地方和国家人均收入多少是完全不同的。人均往往会掩盖不平等,它会掩盖社会的贫富悬殊差,很可能只是个别阶层或者少数群体的富裕而不是百姓富,只有人民群众普遍性地生活安康才是真正的百姓生活好。社会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阶层身上肯定不是人民生活好,只有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富裕才是真正的人民生活好。因而它不应当是仅仅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社会财富的总量指标、速度作为衡量百姓富裕程度的标准,甚至也不应当仅仅把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等量化指标作为衡量百姓是否富裕的尺度,因为这样的“总量”或“人均”常常会掩盖实际收入差距与贫富悬殊的“不平均”,掩盖了经济发展的不公正,所以,生活好应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程度,关注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事实上,生活好应当就是人民群众能够普遍性地享有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能够切实解决自身的基本生活问题,他们口袋里的钱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上房,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生态环境不对人造成伤害当中,这是我们当下现实的工作目标与努力方向。

  “生态有机”不仅表现为一种自在的环境状态与生存状态,它既包含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葱郁的林木,为人类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更蕴含着人作为自然环境的主人,他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实现自己与自然的同一体,表现为经过人科学的实践活动后仍然保持美丽的状态,甚至再进一步促进生态的优化与环境的美化,从而产生出生态有机的新标准、新高度。因此,这样的生态有机不是那种没有人类实践活动的原始状态,而是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化,体现人的实践性以及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不是自然的独奏曲。在这种情形下,生态有机就构成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的一切活动给的准绳,成为衡量人的活动的合理性的客观依据,生态有机由此也就成为一种理性的人生境界与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促进生态有机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地发展,只有促进生态有机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也才能实事求是地切合经济发展的总体蓝图与根本要求。

  “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生态有机”昭示着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富裕、生态环境要得到优化,做到经济增长、生活富裕以及生态优美的结合,达到生活好与自然美的有机相一致。这里的“生活幸福”表现为安全的生活保障,具体就是满足人基本的物质需求所形成的生活状态,但它绝不是让人们进行炫耀性富裕,更不是那种破坏环境式暴富,而是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以致优化环境中符合理性的富裕生活,这样的富裕不仅包括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更内含着群众能够享受到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因而它不单纯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社会概念与环境概念,表现为一种心理体验与文化认同。这里的“生态有机”不是离开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纯粹自然的美,而是要能达到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本质需要的生态有机,这就是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说到底,就是我们既要寻求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民众对美丽环境的主动诉求与积极塑造,又要寻求在保护好自然环境中能够满足民众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五、从基因上解决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的负向影响问题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无论是人类的生活好坏,还是生态的文明与否,都取决于人类的经济行为特征。于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限制、控制的问题就出来了。怎么限制?怎么控制?笔者认为应当从经济发展和存在的基因上来解决。经济如何发展和存在的基因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人的思维观念;第二个方面是产业资本的投向流向。

  所以,要解决发展经济的科学性问题,必须要从基因上开始。让不利于人类生活好的人类行为不想做、做不成。

  (一)人的思维观念“绿色低碳化”

  我们知道,人格是由灵魂决定的,人有什么样的灵魂,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体现在人的社会行动中,人格特征就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向和行为准则.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中心灵魂特征,中心灵魂特征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状态和社会发展方向,以至社会发展的规则。原始人的灵魂简单古朴,生态天然无尘,但保证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的创造性物质简陋而缺乏,因此,从原始人开始,人类对于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具有强烈的追求和新创造意识。直至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对物质文明的信仰一直在不断上升,而正因为人类灵魂当中对于所谓物质文明追求达到了信仰、崇拜的程度,才形成了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意识。人类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二律背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阶段性意识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发展意识,发展方向,发展原则。虽然物质文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断具有现代化,但是,我们要知道,物质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物质文明越发达,自然被改造的越多,自然改造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改造,而是对自然的破坏。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是因物质文明的发达而离开原始野蛮的时代,反而是人类因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意识越来越强,其结果是人类会渐渐重返野蛮时代,即现代性的野蛮时代,因此,从7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渐渐有意识到,以削弱和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物质文明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可持续性,物质的文明,不代表着社会的文明,更不代表着人类的文明,于是在欧洲出现了绿色环保主义运动,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绿色环保主义意识开始呈现于世。人类在具有工业文明意识的同时,又开始有了生态文明的意识。如果人类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真正具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意识,生态主义意识,那么其作为消费者就会追求道德感和责任感,产品的价格和效用就不会再是消费者购买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消费者更会关心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使用是否绿色低碳,其生产方式、生产地点,哪个工厂生产的,生产过程是否有污染环境、浪费不可再生的资源等等,都将成为消费者所关注的问题。如果存在破坏环境的问题,即使产品价格便宜,或者物美价廉,消费者也不会购买。如果个人作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增加,市场均衡条件下绿色产品的价格将上升,其效果相当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价格补贴。同样,如果企业的决策者具有“节能、环保”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观念,那么无论是购买原材料,还是加工产品,以及销售产品,企业都将采取绿色低碳化方式,也将带动绿色投资;也无论生产经营的对象物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只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严重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具有“节能、环保”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观念的企业决策者都将放弃资本的投入。

  (二)资金使用方向“绿色低碳化”

  资金使用方向“绿色低碳化”的含义:一是资金不再流向高污染、高排放以及严重浪费不可再生资源的领域,从源头上切断“血液”供给,相当于遏制基因的形成;二是鼓励和支持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通过营养供给或者刺激基因活跃程度,增强其实力;或者促进绿色产业基因的生成。在资源配置中,资金配置是核心,只要资金从污染性产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低碳、环保性的产业,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劳力,将随之优化配置。

  然而,由于金融市场资金具有安全性、流动性和逐利性的特点,其与生态保护的脆弱性、持久性和公益性是相互矛盾的。生态保护具有很强的脆弱性,一旦相关投资遭遇环境和气候风险,将对投资安全性造成威胁和负向的影响。同时,生态保护行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型的生态友好型项目的投资周期一般都较长,在投资的初期往往不具备资金回收的条件,这样对资金的流动性便会提出很大的挑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具备正外部性和社会性的投资,其回报更多在于产生长期的社会价值,而非短期利润指标,同时,如果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可以承担高风险、低流动性的资金,都要求较高的项目回报,且这些回报必须是对资金所有者可见的、可衡量的收益,这就成为两者最根本的矛盾。

  这样,由于金融市场资金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且其性质是逐利的,因此,就必须建立一套资金配置方向的激励、引导机制。主要可通过如下方法:一是提高绿色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如降低绿色产品的税费和其他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等。但这需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补贴,采取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信贷、绿色股票上市、绿色债券发行、绿色基金投资、绿色保险等。二是提高污染产品的税费和其他成本,以制度方式增加其交易成本,挤压其投资回报率空间,逼停其非绿色性投资。三是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风险偏好较高的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金和风险的配置功能。寻找与绿色项目期限结构相匹配的资金,通过市场手段对流动性要求相对宽松,投资期限长的社会资金进行集中。还可以通过发行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如资产证券化产品,改变项目的期限结构,将大的项目进行打包重组或分拆,以满足不同流动性要求的客户,达到最大限度吸收社会资金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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