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法治时代的发展新常态

  时间:2015-12-17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来谈谈我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看法,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当前转型的困境;第二,当前改革和困境之间的关系;第三,谈谈法治和依法治国。

  当前转型的困境

  首先,怎么来认识当前转型的困境?2014年刚刚过去,很多企业家用“困惑”来加以概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可能2014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年。

  我前几天在杭州,整个浙江在2009年的时候和东莞的情况比较相近,但去年的一年浙江垮掉的中小企业达3万家。过去的一年,是企业家非常头疼的一年,但我觉得比企业更头疼的是银行。

  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和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经历的困难有点不一样,原来有困难,但是不一定有很大的疑惑,因为大家知道究竟问题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坎就基本过去了。但当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究竟问题是卡在什么地方,可能不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实际上是要上一个很大的台阶,上这个台阶的途径在哪里,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困惑是过去三十多年没有的。

  当前,整个社会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指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进入一个经济腾飞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还很艰难,有点像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资金、技术、设备、人才都没有,一个国家从这种情况下起来是很难的。但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坎,这个时候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放缓,社会矛盾增加,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旦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问题,跨过这个坎,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列队。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能够真正过了这个坎进入发达国家列队的很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差不多只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真正跨过了这个坎,像日本、韩国、新加坡、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剩下都没有过,最典型的拉丁美洲、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

  这两年为什么国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探讨是不是中国现在也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6千多美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在放缓,社会矛盾增加,腐败问题也比较突出。我的看法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现象不仅仅只是中国碰到,从世界各个地方来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人均国民收入从三四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的已经成功了,有的还没有成功。

  纵观西方国家发展的历程,我觉得对我们的发展非常有启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经历了跟东莞十分相似的过程,从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到家用电器、房子、汽车消费等大众产品消费的时代,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变,完成了大跨越,这是发达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时解决问题的最基本的思路。

  而发展中国家相当多一部分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么这些国家发展停滞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落后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和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当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历10-20年快速发展之后,与比他更落后的国家相比,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没有了;和比他发达的国家相比,创新的优势又不如人家,陷入一种既没有传统的资源优势,又没有创新的优势的困境。

  二是,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融,所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概括地讲,一个国家从国民人均收入从三四千美元到一万把美元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种种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基本思维是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转转变,发展中国家是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转变,而转型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但是到今天,这三类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同时遇到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们这个转型最基本的背景。

  当前的改革

  我们中国也是转型的国家,转型国家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面临更多的是改革和转型的问题。当前我们所说的困惑,不仅仅是对发展的困惑,对当前改革也是处于困惑的状态,那么,怎么来理解这场改革?

  要理解这场改革,首先要了解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觉得当初的改革,就是从一个起点走向某一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从这个起点走向这个终点的过程,按照当时的逻辑而言,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就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就是既没有走到终点,也没有回到起点,而是走到中间就停那里了,这也是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过去叫做过渡状态,已经定型成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中间的地方,一边是过去的三十年,一边是未来的三十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打破过去这十几年形成的僵局,把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虽然大家不知道打破僵局之后未来的情况怎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打破这个僵局谈不上未来。

  人们把当前的这场改革叫第二种改革,那么,第二种改革和上一轮改革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一轮改革在上一轮改革的基础上有继承性,但是更大程度上是一场新的改革。这一次改革需要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原来的旧体制,这个旧体制在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当中,虽然有一些触动,但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旧体制从建国初期历史上来看,可以说就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但从更深层次来讲,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所以,上一轮改革面对的是一个旧的体制的问题,而这轮改革面对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旧的体制,一个是新的弊端。

  旧体制的特点是无所不在的权力,那么新的弊端是什么?其实,就是既得利益格局与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两个东西恰恰就是现在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障碍。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广东,最根本的动力不是说这里的体制机制好,也不是说这里的优势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而是这里有生机勃勃的活力,活力就是动力。而当前,大家能感觉到的已经与原来不一样了。所以,如何来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是个深入思考的话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领域的主题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要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还是要重新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那么,怎么激发活力?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面上:首先,我觉得要打破利益格局与破解利益集团。现在很多学者谈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固然很对,但我个人的看法第一位不是这个,我觉得首先是破除权贵的垄断,一个是垄断性国企,一个是权贵。为什么市场真正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和权贵的垄断有直接的关系。

  法治和转型、改革的关系

  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整个社会对三中全会的决定的理解有点偏差。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社会各界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解读这个决定,但绝大多数都解读成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等。

  我认为,这次改革核心问题可能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要理解“全面”必须得找出一个能够统领全面、贯穿全面的东西,就是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的变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应该说更加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转变的基本方向。很多人认为这次改革核心好像跟企业的管理关系不大,但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和企业、市场关系最大的,为什么?

  其实,中国未来发展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造就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涉及到哪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这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15’东莞经济年会上发言的录音整理而成,略有删减,未经本人审阅。责任编辑:孙顺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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