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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增伟:制度公正的抑恶扬善功能

  时间:2010-09-06   浏览次数:0

[摘 要]人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的制约、塑造和影响,制度对于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塑造和教育功能。制度和制度环境不仅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同时还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和道德践行的价值取向。对人的善恶行为而言,制度主要是针对人的恶行的,制度决定人的善恶取向。制度公正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规范体系,是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的实体化、具体化。制度公正具有底线特征,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要求,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抑恶扬善。

[关键词]制度;规范;制度公正;抑恶扬善

一、制度对人的塑造和教育功能

黑格尔当年在评价康德时曾提及当时人们感觉到的一种经验现象:“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而不道德的人则往往是幸运的。[1](P141)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出了问题,它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安排上是不公正的,它为那些不道德的人安排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它的激励机制是在鼓励人们不道德[2](P174)。道德如果仅仅是追求一种应然的善,而这种善是和现实社会相脱离的,那么这种善仅仅是美的,而不是同时也是有用的;那么,这种道德及它追求的善虽然是令人仰慕的,但却可能同时又缺少强烈、普遍、持久的行为感召力与激励力,因而事实上变得软弱苍白。现实中人们往往为毛泽东、孔繁森、焦裕禄、雷锋这样的伟大人格魅力而感动,而没有认真思考,我们的具体制度怎样?我们也许会为生活中的模范人物所感动所流泪乃至于所震撼,但这种震撼不能成为道德进步的主要动力,最终由于脱离现实的人性状况而失去持久的效力。实践证明,不在制度建设上面下功夫,而只是在道德上摇旗呐喊,最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里的制度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公众认同的、稳定的不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制度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现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以及一切组织形式中的制度形式。人从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生存在其中的制度的制约、塑造和影响,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塑造。每个人都无法脱离他生存的制度环境,所谓制度环境就是指一定的制度建设或制度安排给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空间,它由一定的体制和制度所设定和规范,它反映于专门机关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之中。制度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决定道德践行的价值趋向,同时还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埃及、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家庭,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名穆斯林;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西藏、斯里兰卡或日本的清教徒家庭,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名佛教徒;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印度教徒家庭,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印度教徒;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墨西哥、波兰或意大利的基督徒家庭,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天主教徒。[3]((9)有的学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制度中人”,即在一定制度中,行为者的目标和偏好受制度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生存于社会中的人,都是制度中人[4]。康芒斯认为不管我们对于制度如何称呼,但有一点却相同,那就是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5](P89)。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6](P285)在大众层面上,一般说来,一个人事实上只能享受这个制度体系所规定的、所赋予的权利,一个人事实上必须履行这个制度体系所规定、所加予的义务。”“制度本身不仅仅是社会的一种整合机制,同时事实上还是社会的一种行为引导机制。[2](P29)制度不单是允许人们说什么、做什么、研究什么、发表什么的规定,还是对说什么、做什么、研究什么、发表什么行为的调节。[7](P183)制度之成为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统一的联结点,就在于它作为规范经济活动的规则,既可提高经济效率,又具有引导人们向善的功能。[7](P191)制度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制度中蕴藏着文化基因,是人的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的现实凝结物。[7](P192)不同的制度使人们的精神和个性表现出不同的状况和特点,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是怎样的,是由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人和人的本质。马克思对制度决定人有着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没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8](P411-414)陈忠武认为:“无论是宗教专制还是政治专制,都无一例外地将人变成工具和无机的物件,所有人都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非人,治于人者是如此,治人者也是如此。[9](P357)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具体考证了明朝万历年间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如张居正、申时行、李贽、海瑞等人,展现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且偷安;首辅是乾纲独断还是调和凑合;将军是独创还是现实;文官是廉洁还是贪污;思想家是激进还是保守,结果都是一样———无法改变现状。事实上,个人在强大的制度环境下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像海瑞这样的伦理道德信徒,也实在难免与这种制度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没有法律和技术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必然显得无力无助,最后成为封建皇权制度的装饰物和牺牲品。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10](P135)他的所作所为一般人是学不来的,当朝的思想家李贽把海瑞比作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10](P226)。可见,“在专制和人治社会里,官场是贪官淘汰清官的官场,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社会是恶人吃掉好人的社会[9](P202)在体制力量的挤压下,多少人胸怀兼济天下的大志登上舞台,最后无不以独善其身的选择黯然退场。”“离开了基本制度的支持,指望个体的道德勇气和慷慨悲歌能起多大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在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南桔北枳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抵抗不足以逆转制度的罪恶和不义。[9](P369)无论是明君还是清官,都不过是缀在专制和人治锁链上的一束玫瑰花,中看不中用,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的存在不可能从总体上推动人类文明进入人性化轨道。”“人类对平等、自由、公正的价值诉求不能依赖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冲天一怒,制度建设不能寄希望于好人执政的道德假设,必须通过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9](P203)只要制度的公正不能成为公共生活的支配性力量,人们在秩序的范围内就会而且只能祈盼明君和清官的出场。明君和清官更具道德优势,也更容易获得普通人的心理认可和情感认可,但他们和昏君、贪官在制度意义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均源于为民做主的专制和人治的等级秩序而非由民做主的民主和法治的公民社会。[9](P201)因此,“在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中,道德应当是有用的。善只有变得有用时,才能成为民众的普遍自觉行为。[2](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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