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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博士

作者:本报记者 周子勋  时间:2012-06-06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20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加快转型发展、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报社评理论部特别开辟系列访谈栏目,约请国内知名学者就中国改革的目标、形势、动力、模式、难题、前景等议题展开讨论。

  魏加宁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88—1991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大学等任客座研究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1991年底,他提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一轮大起之前夕”的判断。1992年底提出应对中国经济进行“早期微调”的政策建议。1995年提出早期预防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建议。2001年,作为项目协调人,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安全与金融改革”课题组。2003年,开始研究 “地方债问题”。2005年以来,承担了 《泡沫经济与不良资产》、《存款保险制度研究》、《金融救助研究》、《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总结》、《金融安全网》、《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研究》等课题。

  不要错失改革良机

  中国经济时报: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但改革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争议一直存在。回顾最近几年,您怎样评价改革的形势?

  魏加宁:我认为,过去5年,最大的教训,就是坐失改革良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了。其实,本应正好借着危机带来的压力,抓住机遇,全面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应对增长速度下滑上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性改革都没有大的动作。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经过一轮的放松——紧缩调控,现在的经济形势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的状态,增长速度再次快速下滑。怎么办?再搞4万亿投资计划?再搞10万亿天量信贷?显然不行了,财政风险不允许,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一大堆了;金融风险不允许,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以及民间借贷风险也已经一大堆了。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当前或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呢?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

  魏加宁:我认为,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不改革,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不改革又会怎么样呢?

  魏加宁: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得到答案。

  首先看日本的教训。我最近刚刚从日本考察存款保险制度回来。一位日本的金融专家告诉我,他们在对日本的金融改革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经济停滞长达20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实行得太晚了。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实行国内金融自由化,而是搞 “护送团队”、人为压低利率,结果资源扭曲配置。等到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以后,才开始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那时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但是为了追求原来的那种高速度,于是就拼命放松银根,一边放松银根,一边推金融自由化,结果,过剩的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泡沫破裂,泡沫破裂又与人口老龄化重叠在一起,导致日本经济至今一蹶不振。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其次看苏联的教训。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有人把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责任统统归罪于戈尔巴乔夫,认为 “都是改革惹的祸”。其实,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苏联解体,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而恰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之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不改革!使得苏联的体制问题堆积如山,体制基础已经腐烂,结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稍有不慎,国家大厦就土崩瓦解。

  再看美国的教训。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着其形成原因的争论一直不曾间断,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一点与大萧条是一样的,这就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迈入新阶段,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相应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革。以美国金融为例,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但是分业监管体制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结果导致监管体制出现漏洞,金融监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却一味地追求短期繁荣,导致泡沫迅速膨胀,这恐怕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最后看中国的经验教训。从教训来看,清朝末年,改革与革命赛跑,起初清政府迟迟不愿意实行改革,结果,等到清政府终于明白了非改革不可的道理时,人家已经不让他改了,革命爆发了。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随之,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老实讲,我们现在的许多“成就”,其实吃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老本儿、吃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宏观配套改革的老本儿,以及中国加入WTO的老本儿!

  总之,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完全是所谓 “人口红利”(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具有同样的人口结构却没有出现“人口红利”呢),也还有“和平红利”(越战后30多年的周边和平环境),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

  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

  中国经济时报:这样说来,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进改革。然而,在现实中,还有另一种批评市场经济改革的声音,您怎么看?

  魏加宁:我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改革开放高潮。

  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改革开放高潮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皇甫平”迎风傲雪的文章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后来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94年宏观配套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迎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

  第一个现象就是高层领导在力推改革。首先,去年以来,在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的亲自推动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一道进行了共同研究,为今后30年的改革开放谋篇布局。其次,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明要全力推进各项改革,催人奋进,令人感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了会议。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高层领导在全力推动改革。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部委之间,形成了一种改革的竞争态势。只要稍微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现在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个部门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新非公36条”。其中,金融领域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此外,酝酿多年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方案也终于出台;教育部认可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举措;就连铁道部也推出了吸引民间资本的新举措;银监会也出台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新措施。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善、还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大的改革方向值得充分肯定。

  第三个现象就是在地方层面,地方之间也出现了新的竞争局面。

  先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迅速推出。去年9月我们去温州调研时,温州市政府就提出了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想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高层领导这么快就拍板决定了。之后不久,深圳又出台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若干措施。还有福建省,我前不久去福建时,得知他们在推平潭开发区建设,希望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包括让台湾人来参与管理,等等。总之,这些年,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的积极推动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各地区、各种类型的综合改革实验区已经广泛布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间的竞争态势。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争的不是GDP,而是改革!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正在崛起的大背景下,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新的一轮民间投资热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对于近期增长速度下滑根本不用过分担心!

  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如何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

  魏加宁:我认为,改革形势出现了好转,新一轮改革竞争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值得鼓与呼!

  但是,为了保持改革的良好势头,为了使改革最终获得成功,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改革模式有关的三大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哪三大关系?

  魏加宁: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危机导向”为主,二是“由外而内”为主,三是“基层探索”为主。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

  第一,要处理好危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关系,从危机导向为主变为利益导向为主。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一种是利益导向。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实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举措上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搞农村体制改革;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搞财税体制改革;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搞金融体制改革;外汇资金不够,于是就搞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搞国企改革,等等。

  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一是有可能改不动,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过去因为亏损严重,所以推动国企改革大家容易接受。但是现在,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你说要推动国企改革,人家不仅不理解,还会反过来问你:我们国有企业过去亏损时你们批评,如今赚了钱你们还批评!

  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比如说社会危机,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推改革恐怕就太晚了!

  因此,今后的改革,需要有危机意识,但是不能完全被动地依靠危机来推动。要更加主动地推进改革,要把推进改革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常抓不懈的自觉行动,要设计出一种主动推动改革的机制来。

  在改革的方式上,今后应当更多地依靠利益导向。比如说国企改革,要设法把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国有企业不去与民争利;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或者不愿意做的,才由国有企业去做。比如说房地产领域,商业性房地产就应当让民营企业去做,国企在里面就只会争当 “地王”,从成本上去推高房价,因此国有企业应当退出商业性房地产市场;但是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无事可做,比如保障性住房,就理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包括地方的国有企业。因为在这一领域,利润太薄,又带有公益性质,民营企业不愿意干,但是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又十分需要,并且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的定位应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当然,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加以改变,不应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不应是所谓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应当是以其为广大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并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关系,从由外而内为主变为由内而外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是由外而内,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改革。比如说设立经济特区;再比如说加入WTO。

  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我们要接受日本的教训。日本在实施金融改革开放时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首先实现了日元的可兑换和浮动汇率 (上世纪60、70年代),然后才推行国内的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结果就出现了国内资金绕道境外分行再转贷回国内企业的现象,一方面导致资金的成本上升、投机的风险加大,同时也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灵。

  因此,今后的改革应当从由外而内为主更多地转向由内而外为主。一方面要有对外开放的“时间表”,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以推动国内的改革;但是另一方面,还要有国内改革的“路线图”,要按照科学的改革路径,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基础性改革。

  第三,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基层探索为主,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偶尔也有一些顶层设计,比如说1994年推出的宏观配套改革。

  今后,中国的改革,应当而且也能够更多地依靠顶层设计。

  一方面,改革已迈入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因此,今后的改革可能更多地需要事先的顶层设计。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就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而且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

  另一方面,改革初期,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过去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理论也不灵了,所以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实践探索。但如今,经过多年的系统学习和国外考察,以及大批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我们不仅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国外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了。

  迫切需要设立改革协调机构来推动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时报: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当务之急是什么?

  魏加宁: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不是有发改委吗?

  魏加宁:我在2003年刚刚撤销体改委后不久就曾经撰文指出,发改委的体制存在着三个目标冲突:一是发展与改革的冲突——发展问题往往是高层领导最关心的“急活儿”,而改革的事则往往能拖就拖。

  二是审批与改革的冲突——发改委自身有项目审批权,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他推改革别的部门就不服气,认为是在争权。

  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而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则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把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部门并入到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之中,结果会是谁改谁呢?

  我当时还指出,这一体制缺陷,过十年就会显现出来。现在看来,要不了十年这一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

  这些年,中国的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有所倒退,不能说与这一体制无关。比如说宏观调控,按照1985年著名的 “巴山轮会议”得出的结论,宏观调控的改革方向应当是从直接调控变为间接调控,而且后来也曾经一度往这一方向走过。可是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又回到了直接调控,甚至调控得更细致、更微观、更直接,连计划经济都不是,干脆就是“审批经济”——经济过热时靠压审批来控制速度,经济冷了又靠加快审批来刺激经济。结果,十年下来,身兼发展与改革两大重任的发改委,既没有把宏观调控搞好,也没有把体制改革搞好。

  所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以便加强改革的总体协调,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防止改革被利益集团所左右,防止改革本身出现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认为,是否恢复体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协调部门,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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