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30年回顾(下)

  时间:2011-10-08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方商定的宗旨是:从宏观角度讨论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在成立之初,实际上还说不上是双向交流,而主要是中国方面向日本学习。当时中国改革初始,百废待兴,亟需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经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由于是近邻,有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比较深的了解,加之在两国建交之前民间就有比较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还有过“廖承志-高崎办事处”这样的常设机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日本,注重向日本学习。中日双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成员,是根据这种需要确定的,都是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士。日本方面,在向坂正男去世后先后担任首席代表的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担任过中央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高级职务:下河边淳担任过国土厅次官,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的纲领性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人;宫崎勇担任过经济企画厅长官,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福川伸次担任过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和通产省次官。日方成员,大多数是和中国有比较密切经济贸易关系的企业家,或者是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都有丰富的学养。由于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不同,中国方面参加交流会活动的,除负责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经济学家外,多数是在职的政府经济部门负责官员,也都有丰富的学养。因此,交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讨论,而是更为注重经济实践,最初主要是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从宏观经济管理到产业发展,都给中国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通过交流会的渠道,为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做出了贡献。双方成员在交流会活动渠道之外,还做了许多推动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努力。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交流会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有不少新的变化。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8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8亿美元,增长33倍。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重要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下降。面对新的局势,交流会讨论的内容逐渐有所充实,从过去以介绍日本经验为主,逐渐转向围绕两国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进行讨论;从单向的日本“教”和中国“学”,转到双向的交流。这是我在担任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期间所发生的最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顺时应变,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彼此觉得有新的议题需要讨论,只要提出来,对方一般都会赞成,很容易确定下来。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变化,但积之数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变化不小。当然,原来确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形势、中日经济技术合作与地方合作,仍然是每届年会都讨论的。除这些比较固定的议题外,后来每次会议都设立“特别议题”,讨论当前的迫切问题。2000年以来先后被列为“特别议题”进行讨论的有: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与经济结构调整(2000),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2001),WTO与多边贸易谈判(2002),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和亚洲经济(2003),能源战略与能源安全(2004),可持续发展与中日经济合作(2005),节能和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2006),扩大内需与刺激消费政策(2007),战略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中日合作前景(2008)等重要问题。在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中,也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充实了新的内容。中日双方都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日本方面增加了关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对应之策的说明,中国方面则走过了单纯学习的阶段,更加主动地介绍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矛盾,以及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回答日本方面提出的问题,也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某些举措提出质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金融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关于地区差距,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关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关于“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都作过专题的报告和讨论。中国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日本过去的经验所能完全涵盖的,日本方面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同时他们根据对中国经济的深入观察,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大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宫崎勇提出过建议;关于现代产业发展趋势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福川伸次提出过建议;千速晃(新日铁公司总经理)关于企业发展的报告,八丁地隆(日立公司副总经理)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儿玉洋二(山九公司副总经理)关于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报告,都是很有深度和富有启发的。在讨论进程中,有说明,有相互补充,有提问和质疑,也有不同意见的毫不客气的争辩,气氛是热烈认真和坦诚友好的。宫崎勇在他的回忆录《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里,对交流会的讨论气氛有这样的评价:“与中国同行交流,最初很格式化,经过十几年、22次会议,双方的隔阂已经消融,气氛远比日本的经济审议会好,讨论的态度极为诚恳。” 宫崎勇长期参加日本经济审议会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亲历者,他的评论是可信的。

  我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和福川伸次多次讨论过交流会的议题。福川伸次在纪念交流会成立30周年的文章中说:“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起步时的初衷是让日本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但考虑到中日的经济地位,交流会已经到了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和构建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集思广益的时刻。”我赞成这个主张,这和交流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讨论需要放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进行,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讨论中日经济问题,对新的国际秩序与世界和谐做出贡献。

  我想在这里说点题外的,但并不是多余的话。中国GDP在2010年超日本,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却反映非常平静。这或许可以说国民心态成熟的一种表现吧。交流会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日方个别发言中偶尔婉转涉及。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但必须看到的是:第一,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1/10,大体上只相当于日本1973年的水平(3800美元);第二,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不如日本;第三,日本有大量的境外资产收益,经济实力和产出总量没有反映在GDP统计中,而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第四,不能只看当年产出,还要计算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中国GDP是1984亿美元,日本已经达到10553亿美元;2000年中国达到11985亿美元,日本已经是46675亿美元。还有,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大量投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很大差距。总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要虚心向日本学习。即使将来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也还要向日本好的方面学习,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好的方面学习。这是保持国家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之道,也是在国际交往中应有的态度。

来源:国研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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