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编选陈云著作的回忆

作者:王梦奎  时间:2012-11-20

  一

  1979年3月初,我从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中央进行人事和组织调整,陆续建立一些新的机构,其中包括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力群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新成立的研究室主任。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之后,开始参与编辑陈云著作。接触的第一篇文稿,是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

  我报到后不几天,3月5日上午,邓力群传达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意见,要求写文章作些宣传和发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研究室分管经济组的副主任梅行,经济组的有林、赵少平和我,以及另外两个研究经济问题的人。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改了几稿,于3月下旬分送邓力群和陈云办公室。我不知道陈云是不是看过,邓力群看后不大满意。当时百废待举,调查研究任务很重,而研究机构还不多,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和隶属关系改变后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都承担着中央交办的大量调查研究和文稿撰写任务,这篇文章也就放下了,以后也没有再提起过。从我手头保存下来的最初草稿和前后几次改稿看,文章只是引述陈云提纲的原话而稍加引申,这种写法也很难写得好。陈云的提纲说的是当时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个带纲领性的文献,提纲挈领,一目了然,毋需作过多解释。当然可以对提纲所涉及的广泛内容分别作更详尽和深入的研究,那又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所能胜任的,因为陈云的提纲已经有将近2000字。陈云原来也是打算把它写成一篇文章的,后来没有精力写下去了,只留下了这篇提纲。

  1982年4月,在编辑《陈云文选》的时候,从陈云办公室得到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我们都知道这篇提纲的重要性,等到编入文选与读者见面尚需时日,就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内部刊物《文献和研究》这一年7月出版的一期发表了。提纲手稿没有标题,在《文献和研究》发表时,我们拟了一个能概括提纲基本思想的标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后来编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以及其他文献,都一直沿用这个标题。

  陈云是最早鲜明地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高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并且由此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主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计划与市场问题》所表达的思想,和他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脉相承,而又根据此后20多年的经验教训有所发展。陈云的思想在当时是很前沿的,对于形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体制正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形态。采取这种过渡形态,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稳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陈云这篇提纲,有的学者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里,我想从参与编辑陈云著作的经历,从文献考据的角度,说明几点情况,或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一)关于提纲的写作时间。提纲是写在几张便条纸上的,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据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的朱佳木回忆,1982年在《文献和研究》上发表,稍后编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都需要注明写作时间,“我问陈云同志,他说记不清了,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写的。根据这个情况,我由那几张便条纸中夹着的一张也被用来当作稿纸的台历判定,写作时间为1979年3月8日。”【2】由此可知,其后流行的各种陈云著作版本,这篇文章所标的“1978年3月8日”,并不是陈云自己所注明的写作时间;《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3】所收陈云提纲手迹第1页所标“1979,3,8”,也不是陈云手迹。朱佳木是重要当事人,他的说法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如果进一步深究,仅从这页日历还不能准确判定提纲写于3月8日。因为邓力群3月5日已经作过详细传达,根据传达意见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完整地引述了陈云提纲的内容;再考虑到,人们一般不会废弃未过期的日历,大体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提纲最晚在3月5日之前已经基本写成,可能在3月8日或其后不久作过修改,成为目前人们看到的稿子。反复思考斟酌,正是陈云的一贯作风。看来,还是陈云本人所说的:“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写的”,虽然比较含糊但可能更准确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2011年8月,我曾将关于陈云提纲写作时间的上述考证意见求证于朱佳木,他表示赞同,并主张利用适当机会加以改正。

  (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的“论点”或“思想”。陈云的提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顾名思义,“论点”应该是指具体的说法,但马克思著作中并没有“有计划按比例”这样的概括,这样的“论点”是苏联人概括出来的。所以,《文献和研究》以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时,删去了“论”字,作“这一点来之于马克思”。1986年《陈云文选》收录时,按手稿恢复了“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的提法。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有这个“论点”,那就需要注明具体出处。在1995年初编辑出版《陈云文选》第二版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一年春节期间审读书稿时,给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并且具体张罗文选组织工作的陈群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提出:“‘论点’可改为‘思想’。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有计划按比例’的论点,但马克思有这样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中讲的实现论,如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就是再生产中的比例关系,主动地安排比例关系,就是‘按’,就是计划。未来社会生产的计划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多次讲过。”这个意见被采纳,199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二版,以及后来其他相关文献,就这样改过来了。这种用词的修琢,是使表达更为准确,并不违背陈云的原意。实际上,陈云在提纲中用词并不统一,有另外两处,把“有计划按比例”称为“马克思的原理”,也有一处把“有计划按比例”称为“理论”。

  (三)关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陈云在提纲中主张把社会主义经济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或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他是把“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同时使用的。提纲中六处提到“市场调节”,其中一处写作“市场自动调节”。陈云解释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加以调节。”提纲中两处提出“市场经济”,一处是提纲的第六条即最后一条,也是带总结性的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在编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因为中央已经采纳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意见,党的十二大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为了统一提法,征得陈云同意,把提纲手稿中这一条所说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改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用“市场经济”提法的另一处,是提纲第四条,讲到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这个地方没有改,保留“市场经济”的提法,可见当时对于市场经济还是多少带有贬义的。1991年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按照手稿影印了陈云的提纲。1995年编辑出版《陈云文选》第二版时,我在前述1995年春节期间写给陈群的书面意见中,提出:“这篇提纲中原来用的‘市场经济’概念,《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改成了‘市场调节’,建议再版时改过来。陈云同志所讲的‘市场经济’【4】,有其特殊含义,同目下经济学界所讲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相同,他在文章中有清楚说明,认真阅读是不致产生歧义的。”后来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二版就这样按原稿改过来了。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包括其文字表达,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环境下含义不尽相同。考诸文献,和陈云写这个提纲差不多同时的李先念【5】,稍晚些的邓小平【6】,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但是,不论是陈云,还是李先念和邓小平,当时所说的“市场经济”,都是市场调节的意思,都还属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和后来党的十四大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7】。

  二

  陈云文选的编辑出版,从1979年到1995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编辑出版两本内部发行的文章选编。

  第一本是陈云1956到1962年的文稿。编辑工作是从1979年年中开始的。原始文稿大部分是陈云办公室提供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商业部等部门查找的。陈云的这些文稿,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其中有些是陈云起草的文件,比如1957年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和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两个决定;有些是曾经作为文件下发,只在小范围知道的,比如1962年2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即《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也有些是作者的手稿和讲话的记录稿。开卷第一篇,是陈云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他在这次发言中提出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的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构想,就是有名的“三个为主”和“三个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最后一篇,是1962年3月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部署经济调整的讲话【8】,那次经济调整对于克服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引起的严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就是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陈云靠边站,没有什么言论可选。1980年9月编讫,共23篇,12.1万字,名曰《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9】。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党内发行。卷首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短的“编者说明”。这本书封面设计为白底黑字,可以说是简朴到了简陋的程度,像是一本非正式发行的内部学习材料。但发行量很大,我手头保存的一本标明“198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版本,印数为20万册。1981年3月,由“党内发行”扩大为“内部发行”,封面设计稍有改进,为黄底黑字。我手头保存有“1981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印数多达32万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发行量,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当时正批评经济上“左”的错误,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这就需要对过去作出评价,并且探索下一步路该怎么走,而陈云在1956~1962年这段时间在经济上另有主张,与占主流地位的“左”的思想和做法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经济方面“左”的教训,正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方面第一个大的动作,是经济调整,即调整被破坏的比例关系,这主要是由陈云和李先念倡导、推动并得到邓小平等人的支持而进行的。陈云在60年代初所主持的经济调整也为新时期的经济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虽然两次调整的背景有很大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但具体改什么,怎么改,未来得及仔细讨论,还没有提出完整系统的主张,陈云在1956~1962年间所提出的主张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因而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回顾历史不难看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显然是陈云的主张。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为主”、“为辅”的体制模式,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陈云原来的设想相去愈来愈远,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陈云年事已高,对经济问题言论越来越少。因此,后来编辑出版的不同版本的《陈云文选》,尽管装帧精美,宣传规格很高,但不论发行量还是实际影响力,都远不能和《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这本装帧简朴而且编辑和印刷都比较粗糙的内部发行小书相比。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思想,其流布的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这本书在编辑工作上有一个大纰漏,就是把姚依林在“八大”的发言混杂编入了,即《选编》的第二篇文章:《解决猪肉和蔬菜供应紧张的办法》。文稿是从陈云办公室拿过来的,但并不是手稿,当时我们实在是疏忽了,谁也没有想到需要作进一步的精心考证。在“党内发行”扩大到“内部发行”之后,商业部的一个同志发现了,向我们提出来,我赶忙查考,找到“八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哎呀,果然错了!【10】“八大”时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任副部长,我猜想这可能是当初姚文杂入陈档的原因。这个纰漏至今未见有哪位文献版本考据家指出来,我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并承担一个编辑者的责任【11】。

  第二本内部发行的,是198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在时间上,截止于1956年7月“八大”之前,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与前一本的起始时间相衔接;起始时间没有按常规办法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是放在建国前夕1949年8月陈云根据中央决定主持的上海财经会议,这是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部署统一财政经济和稳定物价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样确定起始时间的考虑是,如此编排从经济方面说可能更合乎历史逻辑。全书共49篇,21.4万字,有四分之三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发行的范围,根据中央书记处1981年12月的批示,是先发到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地区、师级以上干部及财经院校和研究单位的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人员,供学习之用。发行量也很大,我手头保存有“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版本,印数高达25万册。这本书的卷首也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短的“编者说明”。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在1981年12月召集过几次座谈会,征求长期在陈云领导下从事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宋劭文、吴波、周太和、廖季立等老同志的意见。他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并讲述了许多建国前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稳定经济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生动事实。周太和做过陈云的秘书,当时办公条件差,陈云有些写在大小不一的各种纸张上的讲话提纲,他都用订书机甚至用针线订在一起,使这些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下来,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

  建国初期那几年,是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比较顺利的时期,陈云作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党内外的公认。他在谈到这一卷书稿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12】在审阅这卷文稿以后他还特别叮嘱我们,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人的帐上。我们按照陈云的意见,把这些话写在了编者后记上。这篇起导读作用的篇幅比较长的后记,是梅行起草的。

  第二个阶段,是编辑出版三卷本《陈云文选》。

  中央书记处1983年6月作出关于编辑出版《陈云文选》的决定。从1984年2月到1986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三本文选。这三本文选时间上前后衔接,但并未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第一本是1984年2月出版的《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开卷是所能找到的陈云第一篇文章——1926年7月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13】,截止于1949年1月5日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4】与第二本内部发行的文稿选编开篇时间相衔接。共45篇,21.8万字,其中有30篇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这20多年时间,陈云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店员投身工人运动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担负过多种重要职务,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文章涉及面很广,许多原本就不曾公开,文稿收集在三卷陈云著作中是最为困难者。关于这本书,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一)关于题材的选择。有一份陈云在1948年4月16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其中用较大篇幅检查了辽东土地改革中发生“左”的错误的表现和原因,并且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为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有同志提出,这种错误在当时带有普遍性,建议不选这一篇。陈云不同意,说: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根据陈云的意见,把这一篇选入了【15】。

  (二)这本书出版时,中宣部曾经召开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让梅行介绍书的内容和编辑情况,并且宣布不发社论,宣传文章也不一定每个报刊都发,宣传规格略低于上一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三)从这一本公开出版的《陈云文选》开始,以后出版的这个系列的另外两本《陈云文选》,以及199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二版,卷首都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简短的“出版说明”,在“说明”中指出:“本书所有文稿,都经作者校阅过。”还说明:“本书是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了审核、校阅等工作。”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等同志,在文献注释和其他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第二本是1984年7月出版的《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这是把1982年6月内部发行的那本《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变为公开发行。因为内部发行时已经有很大发行量,公开发行时只印了5万册。新增加三篇文章,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一篇是1956年6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商业由统购派购改为自下而上的选购,编入时加了《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的标题。陈云在审阅书稿时交代:“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这些话,作为编者的注释放在了书的后面。【16】 

  第三本公开发行的,是1986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这是在1980年11月内部发行的那本《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的基础上编成的。因为时间下限后延,增加了1962年至1985年间的文章29篇。在内部发行本所涵盖的1956~1962年那段时间,增加文章七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57年的《必须提倡节制生育》和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内部发行本删去三篇,除前面说的被误编入的姚依林在“八大”的发言外,陈云本人删去两篇:一篇是1959年3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篇是1961年10月《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陈云说,《红旗》杂志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没有讲话。我们很快就把事情弄清楚了。我分别问了邓力群和马洪,他们都说,《红旗》杂志那篇文章,确实不是陈云自己写的,而是他们根据陈云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意见整理而成的。我知道苏星参加过1961年陈云主持的那次煤炭工作座谈会,去找苏星求证。苏星说,陈云在会上没有正式讲话,只是有些插话,那篇《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是他根据陈云的插话和整个座谈会的精神整理而成的。想来是苏星整理的材料送到陈云办公室,保存在档案里留下来了。苏星晚年把他珍藏的参加这次煤炭工作座谈会,以及参加陈云稍后主持的钢铁工作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整理出版,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年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陈云做调查研究工作的风范。记录表明,陈云在会上确实只是插话而没有正式讲话。【17】 

  另有四篇文章,按时间应该收入1926~1949年那一卷的,但都是在那一卷出版后才发现的,没有来得及编入,就暂时编在了这一卷的书末,在目录编排上做了点技术处理,以示区别,并且在书中作了交代。其中最重重要意义的,是1935年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是中央档案馆送来请陈云辨认的一份档案,陈云确认是他的笔迹,并回忆了写作时间和经过。我们编了几年陈云文选,对他的笔迹比较熟悉,一望即可知其为陈云手迹。这份传达提纲,是研究党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这样,这卷公开出版的文选,共收文章56篇,27.8万字。到这个时候为止,《陈云文选》可以说已经大体上出齐了。 

  陈云文选的编辑工作,是在陈云本人的关心和指导下,由邓力群主持进行的。具体抓这项工作的是梅行。最初参加编辑内部发行的那本文稿选编的,是梅行、有林、赵少平和我。张云声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后也参加过这项工作。不久有林、张云声和赵少平因为忙于别的工作,没有继续参加,自始至终一直做下来的是梅行和我。陈群从国家计委调来专做这项工作,跑档案馆查找文献和编写注释,主要是陈群做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章篇目的初选,以及文字方面的加工。没有经过整理的讲话记录和提纲草稿,作了比较多的文字整理加工。正式手稿都尽量保持原貌,只有少量的文字订正。已经发表过的文稿,有的作了文字上的删节,也有些补充修改。原始文稿大多是讲话、报告、谈话、书信、批示之类,并没有标题,我们都反复斟酌推敲,精心拟定标题,力求准确概括文章精神,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在这方面用的功夫多些。这都是文献编辑工作中惯常的做法,好在所有文章都是陈云健在时经过本人审阅定稿的。 

  1982年7月7日,陈云在中南海住所会见参加编辑文选的人员。参加者除邓力群、梅行、有林、张云声、赵少平、我和陈群外,还有陈云以前的秘书和当时的秘书王玉清、周太和、朱佳木和肖华光。人到齐后陈云微笑着出来,和每个人握手,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在和梅行握手时说:你也大了。梅行参加过“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陈云认识他,这次会见时梅行年已花甲。我是编辑人员中最年轻的,陈云在和我握手时,端详片刻,欲言又止,留下了深情注目的照片。合影后陈云即拱手告别。几年来在编辑文选过程中看到陈云的各类文稿,都很简明扼要,没有虚套言辞,可以说是惜墨如金。这次会见,我觉得他不仅是惜墨如金,而且是惜言如金。这是陈云的风格。 

  第三阶段,出版完整的新三卷本《陈云文选》。 

  陈云逝世以后,在上述1984年至1986年出版的三卷本《陈云文选》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由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5月出版《陈云文选》第二版一至三卷本,按时间顺序编排,改称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新增补文章33篇,8万多字,绝大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第三卷的时间下限,由第一版的1985年9月延至1994年2月,因时间后延增加文章13篇,1992年2月9日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谈话是收入文选的陈云最后一篇公开言论。经过增补和修订的《陈云文选》三卷本共收入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著作190篇,70多万字,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陈云著作选集。1986年那套三卷本文选出齐后,文章的继续收集和整理工作陈云办公室一直在做,新三卷本的稿子都编好了。那段时间我先后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编出来的初稿我都看过,也提出了修改意见。1995年1月陈云病重期间在再版补充文稿的送审本上签名,并嘱托一定要送请中央常委审阅。陈云于1995年4月10日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讣告中高度评价了陈云一生的业绩和贡献,并且特别提到,“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党和国家对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和他的著作的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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