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取向

作者:王梦奎  时间:2006-04-17

  (一)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规划已经完成,从2006年起执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

  根据2005年年底发布的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04年GDP比原先的统计增加16.8%,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状况,总的说比原先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要好。2005年经济增长9.9%,GDP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为2.2万亿美元左右。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已经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四位。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普遍增长是有理由的。

  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看经济总量,而且要看人均。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2005年,农民年纯收入低于683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年纯收入在844-944元人民币的低收入人口有4067万,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多万人 ,三者合计有8000多万人,生活还很困难。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现在是、在今后相当的时间内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中国的发展战略构想,要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基本判断,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实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即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矛盾,中国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这是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并且借鉴国际经验,所做出的现代化道路的理性选择。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为此而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当前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同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在刚过去5年。即使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也还要坚持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很初步的。

  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三)实现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根本问题。

  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的预期目标,是GDP年均增长7.5%左右,明显低于过去5年实际达到的年均9.5%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对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的预期,也反映出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实现了这个目标,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GDP将达到26.2万亿元,届时总人口13.6亿,人均19270元,超过比2000年增长1倍的预期目标。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预期目标为年均增长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493元增加到1339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255元增加到4150元。这表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明显提高,也反映出注重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

  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分析,2010年之后仍有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2010-2020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2020年GDP将达到52.4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相当于6.4万亿美元,人均超过45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都将再上一个很大的台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绝对量的增长趋快,每增加100美元或1000美元所需时间将会缩短。

  未来5-15年中国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条件、制约因素和困难。这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例如:

  ——现在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但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也比过去大得多,经济增长的成本会持续上升。

  ——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优势,但就业压力大是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技术进步要求也是困难。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特殊的社会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不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发展中,都面临许多两难的政策选择。

  ——20多年来经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有利于推进改革,但新阶段改革更具综合性,而且往往会触动更复杂的利益关系,难度随之增加。

  ——社会政治稳定为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好的环境,但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也伴生有复杂的社会矛盾。

  ——外部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加之资源短缺,以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强大压力。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发展机遇和矛盾凸显并存的关键时期,需要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大起大落,防止快速增长过程被中断的风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防止局部性的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问题。

  (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集中的表现,是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总量翻两番。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准煤从14.3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每万元GDP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根据国际能源机构提供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977-1999年的22年间,中国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11.2%, 亚洲国家平均下降32.3%。 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进步是明显的。

  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远未完成。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强烈,粗放的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前述中国在能源消耗方面的明显进步,是以过去过高的消耗为基数的;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现在还有很大差距。1980-2000年,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火电耗煤从32.5%下降到24.1%,钢耗煤从70.4%下降到20.9%,水泥综合能耗从50.2%下降到44%,乙烯能耗从83%下降到69.7%。这说明,差距在明显缩小,但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并不像按美元计算的单位GDP消耗差距那么大。按单位GDP消耗作国际比较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差异。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而一般地说,服务业消耗能源是相对少的。

  2001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明显高于此前的20年,引起经济界的普遍关注。能源消耗超常增长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单位产成品消耗上升,而是由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以及重化工业的超常增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增长比较快有其必然性,问题在于合理的限度。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消耗大量钢材、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度是否过快;二是如何改造和提升传统重化工业,实现合理发展和集约发展,同时控制高耗能产品和其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三是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改造和提高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经济普查显示服务业比重比原先统计的高,并不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服务业落后的基本判断。

  中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同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今后5年,要以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排放为重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是,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这意味着,年均节能率达到4.4%左右,这低于1980-2000年的4.6%,而高于1980-2004年的4.1%。达到这一要求有难度,但是能做到。即使达到这样的要求,资源形势依然是严峻的。

  除降低能源消耗外,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其他重要自然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划。2010年和2005年相比,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167立方米减少到117立方米,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45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55.8%提高到60%;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减少10%;城市污水处理率由48.4%提高到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52.1%提高到60%;森林覆盖率从18.2%提高到20%。耕地保有量为18亿亩(1.2亿公顷)。 可见,“十一五”规划是一个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不论是传统工业的改造,还是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归根到底,都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根据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由于技术进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间愈往后(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到日本),能源密集度(单位GDP能耗)的峰值愈低;到达峰值后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下降。中国要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跨越缓解资源约束,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强调自主创新,逐步改变长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久前颁布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体现了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精神。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现在传统产业还占绝大比重,必须实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重的政策,处理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关系,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资源浪费和增长方式转变困难有深刻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要靠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来解决,包括投资体制、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政策。

  (五)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是在农村。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1亩,不到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3亿人口,7亿以上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小规模经营。满足十多亿人口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并且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是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困难,归根到底,一方面,是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虽然土地产出率不断提高,但农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非常困难,而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需要经历比较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非农产业总体规模还不够大,而且效益不高,能提供的积累不多,国家又百业待兴,支持农业的力量终究有限。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仍有6亿以上,2020年仍有5亿左右,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民和农村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鉴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中国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性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强,例如,2003-2005年,国家投资500亿元,建成农村水泥路、柏油路17.6万公里,超过1949-2002年53年建设的总长度,全国99.6%的乡镇、9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2003-2005年,国家永久性地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了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已经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投入增加也比较快,虽然还是低水平的。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政策,例如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使农民在土地转让收益中得到更大份额。据国土资源部课题组估计,地方政府在农地转用中获得60%以上的收益。据江苏省调查,全省农地转用增值分配,政府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对农民土地的低价征用是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低成本快速推进的奥秘之一,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收益会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但会促使增长方式转变,也会缓和因为农民失去土地而就业又没有着落所产生的社会矛盾。

  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说,不仅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逐步使落后的农村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这是伴随现代化全过程的长期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要上百年时间的努力,才能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要注重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文化建设,教育以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农村改革要注重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组织化程度。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逐步转向农村。政府的财政投入要发挥先导作用,但对农村建设不可能大包大揽,还是要靠广大农民的努力。全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发展好一些,有的地方还很落后,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符合农民意愿的条件下稳步推进,不能超越农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制定过高的目标,不能一哄而起,劳民伤财,搞形式主义。

  (六)城市化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2005年城市化率达到43%,近5年提高6.8个百分点,比1957-1978年21年总计还多4.3个百分点。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是渐进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要实现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变、乡村人口向城市转变,其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目前中国城市化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左右),但近几年发展速度是很快的,长时期形成的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完全改变。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目前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和城市化的盲目无序扩张有关。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率不能相互攀比,也不能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现在广东已经达到60%,西藏只有20%,将来各地也会有差别。

  要把城市化和解决农村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惠。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最重要的,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由于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和非农用地的过度扩张,失去土地而又没有新的谋生出路的农民越来越多,是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目前讨论很多的进城务工农民转为城市户籍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问题。 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发展趋势,但只能逐步放开。户籍制度要改革,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要废除,但如果大量农民拥入城市而又没有就业机会,农村贫困就会转化为城市贫困,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何况,目前多数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还比较少,不足以在城市养家糊口。还要考虑到,有些工种具有季节性的特点,有些职业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例如,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大量的建筑工人就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和发达国家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大变动之中,农民在职业转变过程中的流动现象有其合理性,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存在,认识和政策不能简单化。

  城市建设关乎国家未来面貌,需要认真规划。现在不少城市缺乏特色,空间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健全;不少城市不注重培育发展优势而竞相发展一个或几个相同产业;不少城市污染严重,交通堵塞,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不少城市不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对于建设立足当前而又能面向未来的大、中、小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国际上不少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七)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古代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说法。自19世纪中叶开埠通商和发展近代工业以来,虽然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迭经变迁,地区发展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改革开放前20多年奉行地区平衡发展战略,地区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现在差距扩大更是不争的事实,需要重视差距持续扩大带来的社会影响。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关键之一。

  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有些方面的政策还需要具体化。

  分析地区差距,现在大多局限于东、中、西部省、自治区之间人均GDP的比较,这是不够的。因为:

  第一,中国的省和自治区,有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有的人口近1亿,省、自治区内部不同市、县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距,这种差距甚至大于省、自治区之间总体上的差距。这说明地区差距存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说明省、自治区甚至市、县政府同样面临着地区差距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二,决定不同地区实际生活水平差距的,不仅是人均GDP,还要考虑到物价水平的差异, 以及国家在发展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和其他方面转移支付的影响。一般说来,实际生活的差距要小于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有比较多的财政转移支付。

  第三,按现行统计方法,地区人均GDP没有剔除大量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就是说,实际地区差距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要小一些。

  地区差距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平衡的反映,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问题。

  影响地区差距变动趋势的,是起相反作用的两种因素,有利于缩小差距的因素和导致差距扩大的因素并存。综合判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地区人均GDP差距难以缩小,只能努力缓解差距扩大的强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以来,东、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国家对经济落后地区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加大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拉动作用减弱的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现在还很难说地区差距扩大的速度已形成持续下降的态势,但至少可以说明,政府在减缓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下几点是重要的:

  第一,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区际分工合作体系,实现良性互动。

  第二,发挥先发展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

  第三,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落后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缩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八)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在扩大开放的环境中谋发展,要解决外部资源稳定供给的问题,扩大国际市场的问题,提升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问题,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问题。这些都是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史,除苏联的特殊历史条件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仅靠国内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当其工业化巅峰时期,在全球制成品贸易的市场份额都占很大比重,英国和美国在20%以上,日本在10%以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征,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在比较长的时期会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提高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1996—2004年,全球GDP增长27%,出口额增长78%;同期中国GDP增长108%,出口额增长299%。2001-2004年,中国占国际市场的比重从3.9%上升到6.7%,2010年可能达到10%。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可能性,包括吸引境外投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这是中国现代化难得的历史机遇。

  工作的着重点是提高质量。从统计数字看,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占50%,高新技术产品占28%,但许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附加值不高,而且多数产品的品牌、关键技术和销售渠道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机电出口企业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占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5%。中国出口服装85%左右是贴牌,自主品牌不到10%。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广义地说,包括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以及提高吸引外商投资的综合效益,改变不计土地和环境成本和过分依赖优惠政策的做法。只有实现从偏重量的扩张到注重质的提高转变,从单纯技术引进到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从依赖优惠政策到注重市场公平竞争转变,才能真正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来自外部的风险随经济国际化程度加深而增加,这种风险往往带有突发性,包括国际金融风险,以及在国外资产安全、资源和国际运输保障等方面的风险。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

  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中实现自身发展。伴随商品出口迅速增长、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贸易争端以及要求中国分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成本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遇到的矛盾和竞争,不仅有同发达国家的,也有同发展中国家的。这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在WTO的框架内,按照互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是可以解决的。世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研究结果,1980-2000年,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4%,仅次于美国的20.7%,最近几年在进一步提高。国际上某些人往往专注于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进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进口规模仅次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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