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村社会经济条件新变化

作者:温铁军  时间:2013-05-31   浏览次数:0

  后税费时代农村的结构性变化

  随着中央政府于2004~2006年间实行了最终免除农业税的改革,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此时,农村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和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

  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在遭受了“多阶剥夺”后回到乡村的“残值偏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相对于追求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已经很难满足后者的获利需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残值偏低”而必然难以“被资本化”。就相当于无论水库有多大,其“死库容”也不可能用于发电。

  值得强调的另一个本质性问题是,“草尖”的离农倾向引致的社会结构变化。“草根”为主的留守群体如何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后税费时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乎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的修复。

  1 9 8 9年以来农业占GDP的比重和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同步下降。在1993—1994年危机爆发、政府应对之策的城市利益倾向使乡镇企业发展受阻、随波逐流地纳入私有化大潮之后,小农家庭追求综合收益目标之下的劳动力组合投资特征愈发明显转向外部预期,派生出这种“小农家庭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防止简单再生产链条断裂”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在基本属性上还是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之所以在平时能够忍受无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并且自觉压低在打工地的消费,是为了在年底一次性得到一笔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高得多的现金收入。这个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为“无风险”财产基础的农民流动打工者的群体特征,才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能够在长达20年里维持低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的真实内因。

  据此认为,一旦土地不再均分一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不再分地——农民不再有无偿获得村内土地财产及其无风险收益的预期,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中最主要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就被极大削弱了,从而促使农民流动打工者行为取向发生实质性改变。

  对于“新生代”打工者群体来说,国家于2003年实施的新《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思想,加上政府推行的“发展主义”的制式教育体系也在思想上激进地驱使他们彻底离农。客观上,这些新世纪中国农村发生的制度改变,远比日本农村的“长子继承制”的作用要大得多。他们自身已经不再满足于上一代进城那种仅仅为了获取现金来维持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需求,更何况,其必须面对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金需求已远超出了小农家庭“在地化”务农所能支付的范围。这些情况促使中国农民打工者群体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加明确,这与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政策高度一致。

  而且,在两代人打工之后,他们  在基本属性上已经不再是农村那种风  险厌恶型的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剩余  劳动力,而是历史性地演变为经典理  论意义上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从此开  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其  变迁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三农”领域  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过剩劳动力  的“蓄水池”的功能日渐衰败,即将不复存在。

  于是,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随之淡化。由此可以认为,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是坚持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进新农村建设,还是代表产业资本利益坚持传统的不科学的“发展主义”,二者之间正在如拉锯战一样地争取战略主动权。如果我们在这个战略方向的争夺中作出错误选择,那么对中国这种人地关系过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压力下的基本安全的影响,就会是致命的。

  趋势性问题

  发生在2008~2009年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经济危机冲击、企业倒闭、大批新工人失业对全局稳定的严重影响,是不可能靠一般的反危机措施来解决的。何况,以往默许地方频繁依赖专政机器维持短期稳定已经适得其反。

  之所以历次发生经济危机都是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国家实现“软着陆”的载体,其中很重要的基本原因就是,农村之所以能够作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蓄水池”,在于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不仅农村基本制度没有改变,2.4亿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地处理严重的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除了狭义的农业劳动,还可以参与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庭和村社内部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资源极度短缺或条件极为恶劣地区除外)。

  但在当前,仍然带有传统经济基础特性的“三农”领域,一方面确实面临着因农业人口老龄化、女性化越来越严重而缺乏基本的发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观上“亲资本”的行为下也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因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客观上具有了采取“亲民生”政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能否写出“机大于危”的中国经验,政策作何取舍至关重要。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一是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其受城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由于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国金融危机埋单”的对外妥协+赎买之策,必然使国内经济社会关系已经高度绷紧的状态趋于恶化。

  农村政策调整建议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

  同时,对于与1 998年那次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同样的社会问题,应给予比以往更高的关注。

  其一,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近年来过度追求GDP导致环境透支遗留的矛盾也正在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更多扩大到生态环境领域。而且,这类事件易于受到国际舆论关注。

  其二,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尽可能减少“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所隐含的社会冲突诱发因素。

  其三,只有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才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与既往经济危机都出现代价转嫁到农村的一般趋势相比,1 997年之后农村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应部分归因于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占用农村资源。

  为此,我们建议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政策重点放在:

  第一,主动放弃过去中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数量型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第二,在国家投资方向从“排斥性”向“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最关键的步骤是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在构建国家新农村和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机构的同时,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主要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这既能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又能通过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惠及大多数的农村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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