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

作者:温铁军  时间:2013-10-22   浏览次数:0

  8月31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八讲(总第五十二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作了题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的精彩演讲。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温铁军教授以经济学家理性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基于历史的视角,竖看中国六十年,从经济危机及应对策略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温教授指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形成了金字塔形双稳态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如下图所示。
  

  经济结构上我们是个金字塔,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财产。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庞大的物质财产没有被货币化,在1992年之前中国所有的物资供应靠国家计划分配,老百姓的消费靠票证来决定,从1992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票证,中国进入了货币化元年,于是货币大幅度增发,同期中国开始放开了三大最能吸纳货币的市场——房地产、期货和证券,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个过程实际上把过去没有货币化的实物资产变成了货币化的可交换的金融资产,于是在庞大的实物资产这个底座上成长出来了一块金融资产。我们的实物资产有多少呢?现在大约有200万亿;我们的金融资产有多少呢?大约有150万亿;再上边就是所谓债务资产20万亿,债务相对占的比重还是最少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正的金字塔结构,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资产。
  随着政府大规模用国债带动金融投资投到基本建设领域,当把铁路、公路、机场、码头、车站等修到了各地基层,其实意味着原来的那块地产增值,所以这个200万亿的实物资产还会不断地向上抬升,这样金融资产也会扩张。只要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都扩张,债务的比重就会下降。
  再看我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中国仍然是一个稳态社会呢?世界上的土地均分主要发生在东亚社会,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全部都是按家庭人口来平均占有土地财产,所以东方制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稳态,超稳态的前提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变成小土地所有者。
  回顾中国整个20世纪前50年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结果是平均分配土地,实现的是农民几千年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从而导致社会的底座不是赤贫而是“小资”,甚至把联合国给定的人均收入每天达到1.25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在中国都不适用,尽管他可能每天没有一美元的收入,但他有地、有房子,不用去付房租,不用去付地租,就是稳定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小农家庭。所有东亚社会,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只要财产关系稳定,就不再会出现农民为了追求他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这个下层社会就是小有产者,或者叫“小资”,其高度的利益分散性使得他们几乎不能集中表达利益诉求,也形不成自觉阶级。
  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在“小资”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则是“中资”,或者叫做中等收入人群,占人口接近或者超过30%。那中产阶级是否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呢?不代表;能否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呢?不能;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呢?当然不是。正常的所谓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之所以作为社会中坚,是因为中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主体。以美国为例,美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所谓直接税,也就是说以富人为主的利益群体所缴纳的收入税或者财产税里支撑着社会分配,因此他是利益相关者。而我国92%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是大众交的税;我们根据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去交税,占的比例是7%,而其中完全由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去交的税,只占不到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连起码的责任担当或者利益担当还没做到,因此这个表达不仅是高度分散,并且还因为不是利益担当者,引不起下层社会的认可,跟下层社会的基本诉求也不能一致。
  我们还得看本质,这个本质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是上层,这个上层的大资本不到10%。大资本是高度政治化,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它所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得跟它分担责任,于是无限责任政府和必须执行国家意志的国企之间有直接的利益相关性。这个无限责任政府更多地依靠国有资本来体现它的政治性,比如向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
  二、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
  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