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等: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

作者:杨帅 董筱丹 温铁军  时间:2014-09-02   浏览次数:0

  论文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城乡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梳理,分 析了关于其间一系列重要制度变迁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论文的两点创新:一是指出这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跳跃性”以及背后的客观规律,二是 指出稳定的乡村社会能够在经济危机中作为承接和消化风险、使经济实现“软着陆”的载体,这是中国市场化演进中的独特比较优势。

  一、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本文将分析的起点定在新中国建立后开启工业化建设之时。二战后,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参照发达国家模 式实现工业化,但除了少数国家得益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成功的: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产业扩张和调整阶段,近年来正在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1]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几乎不具有独立开展工业化积累的条件:除了不可能再向外掠夺资源财富及强占市场;还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才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经济“起飞”。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既要追求工业化又要不丧失本国的独立政治主权,无疑要承受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风险。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应该属于民国时期货币危机 的延续,1958年以后在四次外资外债压力下共发生了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2]

  由此提出关于中国城乡市场化的两个假说:

  1.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的市场化进程是“跳跃式”的(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每一步关键的制度变迁都有经济危机作为背景;制度演变的核心内涵是制度成本转嫁。

  2.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小农村社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剩余输出载体和最大的要素输出载体存在于城乡交换中,另一方面在城市发生危机时显著地发挥了“稳定器”功能,“农村救市”是中国危机得以“软着陆”的关键机制。

  二、1949—1958:工业化开端与去市场化”的制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试图通过私有制和市场交换,带领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小有产者—— 农民——来逐步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工业化;但1950年朝鲜战争客观上导致二战形成的地缘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中国遂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随着从苏东 大量引进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按该体制的要求很快在1956年完成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 “社会主义改造”。

  就这样,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就因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政府所有制作为财产 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government corporatism)”经济体制。事实证明,在当时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政府公司主义”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完成工业化积累时间、又有利于产业资本高速 扩张的制度类型。

  在要素“去市场化”配置之前,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的流通体制也随着苏联援助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发生变革:

  由于城镇人口的快速上涨(1953年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而发生了全国 范围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在粮食紧平衡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私商支付给农民的粮价比国家牌价高40%,致使政府的粮食收购计划无法完成,因此在国家财政能力有 限的情况下光靠市场收购来获得粮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只能城乡两头都“统”,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3]

  在文件叫法上,为规避“统”的强制性而改称“计划”,在农村“计划收购”,在城市“计划销售”,二者合称为 “计划经济”。这种被西方意识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集中体制”,主要作用是由中央政府主导通过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完全用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 对外还债。

  此后,在1958-1960年,苏联突然中断其援华投资,中国原有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重工业为主的“中央政府经济”无以为继,于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暂停。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集体于1958年将财政、金融和部分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开始推进地方投资为主 的地方工业化。1958-1960年地方财政的基建开支和上缴中央的企业收入,与1957年相比数以十倍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 由1957年的29.0%骤然上升到55.7%。

  这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在于建立了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并以通俗化的“阶级斗 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稀缺程 度接近于0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总之,当苏联投资于50年代末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中断,而是以高度组织化实现了 非常规的要素替代,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delinking)”——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完全靠内向 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是“中国经验”之成立的独特之处。

  三、1960与1980:经济危机下政府

  “退出”与农村“救市”1960年和1980年中国各发生了一次因国内资本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对危机进行“救市”的,恰恰是因地权平均分配所形成的农村小农经济。

  (一)19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6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且,由于基本建设领域投资的扩大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出了财政用于维持经 济正常运行的开支,1961-1962年经济萧条中,国家财政年收入回落到1957年水平的313.6亿元,建设投资被迫中辍;同期,中国还得在农产品严 重短缺困境中以农牧业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苏东1950年以来7年投资形成的约合54亿美元的国家债务;这就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灾难性后 果。随着局势恶化,城市就业率开始大幅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采行“休养生息”政策:

  一方面,动员大约12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率超过20%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对农村政策进行部分调整,主要包括:第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 村落经济——使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部分“退出”。第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 一包”——意味着允许兼业化的农村户营经济从集体经济中部分地“退出”。

  这就实际上放松了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由此,农业生产逐渐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1950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二)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70年代初,中国在地缘战略格局变化及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背景下转向引进西方投资,先后实施“四三方 案”、“八二方案”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这很快就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以及国家偿债和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四三方案”中,1974年以后财 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八二方案”中,仅1979、1980两年财政赤字累计超过300亿元。

  在1979-1981年的这轮经济危机中,不仅难以再沿用原来的意识形态工具动员城市过剩的劳动力“上山下 乡”;相反,大量知青返城导致城市就业压力猛增。大规模失业人口滞留城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1981年刑事犯罪率达到每十万人 89.4起。[4]

  为了恢复经济、促进就业,1980年,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可 不可以考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1984年由中央直接出面在全 国以政治形式彻底推进大包干。随之,农村财产关系全面调整,使农村利益主体由过去的约70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

  政府从集体化农业“退出”,一方面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还回了几乎全部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放松了对农村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刺激了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这些体现在1980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政策,不仅实际上使土地、劳动力和集体 所有的资金等生产力基本要素都有效地回归了三农;也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开始复苏,并在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 速缩小,农村消费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

  对比可见,中国在1960年和1980年的应对危机的基本经验在于通过农村促进三农自主发展,这是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经济危机的必要基础。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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