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作者:温铁军  时间:2015-05-07   浏览次数:0

  在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领导换届都遭遇经济危机。自从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被叫做改革。

  在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领导换届都遭遇经济危机。参见下图:

  

  自从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被叫做改革。  

  美国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恢复对中国外交关系之前,先解除了美国从1950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借机调整工业结构,提出引进43亿美元西方设备和技术的“43方案”。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一步提出引进82亿美元西方设备的方案。于是,到1978年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引进了120多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是1950年代引进苏联54亿美元的两倍半。外资都转化为国家外债,也都造成当时的国家财政无法负担,于是也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那国家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了。而1980年代与196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由于毛主席去世,不能再通过搞“知识青年下乡”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于是城市无法就业的劳动力就都变成了“待业青年”。虽然叫法不同,但两者性质相同,都是劳动者大规模“失业”(unemployment),在1978年邓小平接手时,城市有大约4000万的失业青年,应该叫“jobless”+“homeless”+“wifeless”(这对欧美社会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参考值:美国当今的失业人口也不到400万)。当时采取的“危机对策”:一是企业“关停并转”;二是财政“甩包袱”大力减少政府开支。这一系列的应对政策后来被称作”改革开放”。

  1978年我国先试点“农村改革”,主管财经的官员认为国家财政无法负担农村各项开支,请示小平同志对农村“放手”,令其“自谋生路”。这条政策后来也叫“财政甩包袱”。

  第一个包袱甩的是农村。农村本身不创造多少财政收入,往往是接受财政大量补贴。农村得到国家的财政投入,最高年份是17%,一般是12%-13%。“甩包袱”把来自农村的负担转嫁到土地上[i],从此国家用于农村的开支曾一度降至约2%。这种数量的财政支持不够支付国家在农村基层人员的工资,于是出现了当时的“七所八站”问题[ii],(“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走进一问,才知道是农技站的”),发不出工资,国家财政希望其能市场化地收费,而不是依赖国家财政发工资。

  第二个包袱甩的是企业。从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第三甩的是地方政府。总之,80年代初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缓解了财政赤字危机。

  上图中标示出改革以来的第二个经济下滑,是1988年赵紫阳接手总书记,有人提出“市场化改革”,但是,邓小平认为全面改革应谨慎,同意首先试点“价格改革”。结果当时物价指数蹿升18.6%,接着引发滞胀危机,1989年大量国有企业再次发生“关停并转”,又导致大量失业,引发了政治危机。此时,GDP增长率自改革开放以来降到最低:4%左右。于是众说纷纭之中邓小平南巡,采取鼓励地方“扩大开放引进投资”的策略来带动经济增长;但,这又造成外债和赤字。

  江泽民时代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全面改革,实际上是遭遇了国家财政赤字,银行资本金赤字和外汇(1993年外汇储备有80多亿,第二年外汇还本付息高达120个亿)三大赤字同时爆发,这时候有了铁腕总理,也就有一系列铁腕应对措施。

  1994年1月1日,国际社会发生了WTO取代了GATT,“经济全球化”开始扫遍世界。与此同时,中国相应出现了“分税制”(中央地方把1984年的“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改为“中央地方分税”),“汇率改革”(人民不一次性名义汇率贬值57%),出现地方政府公司化和外需拉动增长。伴随发生的是把危机代价向社会转嫁:“国企抓大放小”和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等应对措施。同时,中央大规模增发货币,为了有吸纳增量货币的领域,逐渐放开了股市、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的具有投机性的市场,由此进入了“以货币化带动高增长”。(比较:当1991年苏东解体时,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没有进入货币化,因此苏东经济总量比当时西方低很多。)

  1992年是“中国货币化元年”,同期推出承载货币化代价的“股市”、“期市”和“房市”三大高风险市场,也最大化吸纳了货币化增长。货币增量的速度2~3倍于GDP增长。

  总之,江泽民时代中国开始了全球化、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带动了增长。

  中国因汇率改革而刺激出口,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94年低于40%,上升至1997年超过70%,正在外向型经济大规模提高的时候,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风暴,给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狠狠一击。外需大幅下降,GDP大幅下滑。1998年夏天,人们担忧GDP增长低于7%。低于7%就没有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社会问题势必严峻,而如果高于8%则经济过热发生通胀。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控目标也叫“七上八下”。1998,朱镕基就任总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5年之后的温家宝的做法可谓“朱规温随”:继续大规模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在这种投资拉动期间,胡锦涛是唯一的接手之际没有遭遇明显危机的领导人,成为中国的“newdeal”。作为当年的国家政策智囊,林毅夫等针对“生产过剩”提出了“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罗斯福新政”[iii]。

  从1998年,中国开始把过剩生产能力转换为内陆基础建设,一直干到现在,并保持着15年的高增长。虽然这并不符合微观经济学理论,但这也确实是曾经带领美国走出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所主张的。是理论对?还是实践对?你们自己分析,我没有结论。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客观上拉大了三大差别,一是区域差别(沿海和内陆差别),二是城乡差别,三是贫富差别。21世纪中国追求包容性发展,就要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责任编辑:耕霞散人

  在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领导换届都遭遇经济危机。自从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被叫做改革。

  第一,区域差异。应对政策是三大项目:“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总投资约12000亿美元。主要投入来自于国债,以基础建设为导向,国有银行跟进投入,比如西部公路铁路建设。很多项目短期内很难有回报,只能国有企业承担。这个基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

  第二,城乡差异再平衡。往农村修“五通”,干了八年,98%的农村通了路。农村基础设施这块,谁干谁赔钱,也只有交给国有部门干。例如往农村送电,送的路上损失80%,农民交不起损耗造成的高额电费,于是国家要求电网给农民同价。总之,农村基本建设的负债成为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目前所有发展大国中,农民得到公共建设覆盖是最广泛的(印度农村通电率30%多,中国农户通电率99%)。农村孩子上学免费,医疗报销比例比城里人高。现在一个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非常高,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可惜,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城乡再平衡战略的一些成就,在国内外认知甚少。

  第三,贫富差别再平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都是不可能平衡贫富差距的。美国的问题也同样严重。美国1%人口占40%的财富,中国5%人口占44%财富。这对习近平也是个新挑战。

  如果三大平衡能够实现,那就还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从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危机以来,一共大约20万亿的投资是最近15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过剩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实际上是用长期过剩掩盖了短期过剩。西方的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世界大战,可我们不能大战。其实全世界都面临资本过剩的问题。我们要感谢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幅员广大的大陆国家,还可以向内陆纵深地区投资。而不是简单化地认为只要增大城市投资需求,中国就维持高增长了。

  2013年两会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式亮相,面对的仍然是潜在的经济危机。中国客观上存在房地产泡沫。表面看百户私人拥有率高达约90%,但是农村家家有住宅,得刨去农村,那就可能降至70%或以下。再把占有不止一套房子的人也刨去,这样普通群众对住房的刚需就有了。现在总的来说是政府债务严重,连乡镇一级的政府大楼都是豪华至极。这些不可能变现、还得不断贴钱的“楼梯馆所”,也都是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内涵。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转化为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房地产泡沫转化为财政赤字,或者银行不良贷款。

  就在房地产泡沫走向崩解边缘的时候,一旦推行激进改革就意味着叩响了打破泡沫的扳机。

  例如,几乎90%的学者主张要搞银行利率市场化。一旦实现利率市场化,银行占压在项目上的大量投资就有可能成为第一批被击破的泡沫。再如,如果现在继续鼓动城市化,就会更加刺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因为我们这些国家不得不吃进通胀。铁矿石价格一两倍,石油价格三四倍。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不能被官方控制,那就得调高存款利息,否则人们不存钱;不存钱,拿什么当贷款?国内贷款利率至少6%,而美国公司借助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得到资金的成本不到1%,双方的市场投资竞争中毫无疑问是美国赢。中国根本没法竞争。我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比较研究,深刻感受我们在一些方面只能justbefollower。  

    

  由于主要是跨国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利,国内的实业则大量退出。于是,美国是有增长无就业,迫使美国政府不断打破债务底线,没有企业提供能供政府再分配的资源。  

    

  可以认为,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是一个lose-losegame,不是双赢结局,是双输结局。全球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欧盟要QE,日本也搞QE。而且,日本的QE比美国还聪明。你们可能不知道日本怎么QE,之所以安倍这么得日本人的拥护,是因为安倍比华尔街还聪明,日本增发货币,买下的日本银行债不放在日本,而给发展中各国用于定向增发货币。例如,我给你110亿日元银行债,你给我定向增发等值的你国货币给在你国的日本公司。

  美国人是硬干,日本人是巧干;美国人是凭借着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实力,日本人是静悄悄的通过量化宽松达到海外投资全球第一的位置。

  中国社会结构近年来有点不稳。本来经过土地革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户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经过了“土地革命”对农民的最广泛动员,使“土地革命”内涵“耕者有其田”变成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这也促进和带动了整个东亚都形成这种基本制度。

  中国最近30年产生了新的中产阶级,比如企业家、教授、律师、媒体、官员。中产阶级引领着争取权益的“革命”。执政党控制的老一套意识形态对中产阶级完全无效。这就造成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使用的话语基本上是西方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没有构建自己的话语的能力),但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却没法落地。于是,下层社会大多数不可能跟着中产阶级跑。

  下层社会姓“毛”,中产阶级姓“西”,“毛”和“西”水火不容。虽然媒体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媒体话语也是西化的,但下层阶级大部分姓“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被动的。

  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成功与否,结局都是精英政治。

  中国今天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主张的也是精英民主,明确要求“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结盟。如果选择加入中产阶级阵营,对这个精英结盟就没得话说,可如果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那就得考虑考虑到底该怎么办。中层的话语权缺失,简单地照搬了西方话语便无法带动下层!因此,中国社会出现无法解释的社会舆论的混乱局面。我这里只不过是客观分析,没有对错好坏和价值判断。  

   

  借用西方的中性说法、而不用意识形态来说,中国体制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在于这是一个由无限责任公司支撑的无限责任政府的体制。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属于体现国家战略和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各级政府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没有财政收入就破产关门。  

  在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领导换届都遭遇经济危机。自从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被叫做改革。

  例如,中国的五大银行现在都排名全世界前40位。ICBC(工商银行)被批评为爱存不存,但,老板姓都不相信它会破产,因为它经历了1993年资本金归零的“该破产没破产的时刻”,再到1998年则是30%以上的不良资产;但这两次都没有破产。但是,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却破产了。再如,中国1990年代很多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包括公立医院和学校都发不出工资,但都没有哪个人不上班。  

    

  在解决基尼系数的问题上,中美面临的问题都不容客观。中国家庭财富总量70万亿,比美国还多20%,中国家庭负债5%,美国约16%。中国家庭财富负债率低,存款率高。

  中国有很大的调节空间,但是调不动,为什么呢?现在面对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现在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利益结构固化。没有形成谈判机制。

  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提出人。温铁军教授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主张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形成问题意识。以下为温铁军教授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精彩论述。  

    

  东亚发展模式基于原住民社会;美国发展模式基于移民社会。生态化的发展也许更适合我们。“生态化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的污染。自然资源越来越恶化。国土面积1/3已经高度污染。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不适宜人居,改变需要靠原住民的自觉行动。 

    

  我们动员了一些大学生群体下乡跟农民一起学习,动员农民,发展农民自己的生态合作社,使他们有长期受益。农民组织化提高,就能够提高对外的谈判能力;同时,我们也动员市民开展有机农业,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我们的当代乡村建设,主要是构建生态文明的社会整合:城乡互动,公平贸易。  

    

  环境代价就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一般人认为先发展经济,再回来收拾环境。我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不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发展主义最激进的经验:以社会环境代价支撑的经济增长。这样农业发展造成的是双重负外部性--又破坏环境,又制造有害食品。根本原因是只注重资本回报,而不去考虑生态成本。这种增长不是为了国民需要。没有用哲学思想考量。 

    

  在这种发展主义大潮之中,应该找出是哪个利益集团占有了利益却不愿意为环境做贡献。这样的利益集团很容易找到。打比方,煤炭是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应该把煤电两大资本集团抓出来,问为什么不能改?让这些利益集团把利益说清楚不难。真正的矛盾在背后的利益集团。

  资本增加和成本增加是同步的。可以说是中国农村长期承载了高歌猛进甩出的巨大成本。而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稳步减少这些甩出的成本,别让农村”垮的太快”。

  我完全不同意政府为产业集团做乡村规划的思想。无非就是把农民房子拆了,就是资本化农民劳动力和乡村资源。

  例如,1950年代的集体化,实质是为城市产业资本的产品下乡建立的载体,用高价格的城市产品破坏掉了乡土的小农经济。而1990年代的产业化,实质是政府帮助产业资本下乡占有乡村资源推进资本化。无论被说成左右,这两者的内涵一致:只要有规模经济就可以使资本获利。这个内涵延续至今就更主要地是产业化农村资源的逻辑。但是,这样资本深化的发展有巨大的负外部性:破坏资源环境,土质和水质差了,原来自然的农民一村一户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集中养殖,造成污染。

  一个能够最终形成正外部性的乡村制度体系应该是:保证传统农业正外部性为目标,只有以村为单位组建综合性合作社,再形成受雇于农民合作社的产业介入的模式,才可以形成低成本的良性的综合治理,同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社区支持农业(CSA)就是很好的例子。市民参与式的有机农业。亲子社区,寓教于乐。从娃娃抓起,形成对生态问题的基本认识。因为只有在丰富的生态环境之中,人们对生态的认识才是丰富而渐进的。社区支持农业可以提供形成正外部性,但是前提是公平贸易。

  社会创新,包括大学生,文化人,农民,打工者,市民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要把下层社会组织起来。简单的进行维权,不如组成更有力量的合作社。重视乡土社会,最终形成一场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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