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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生态农业政策不容忽略的几个问题

——专访“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

作者:王平  时间:2014-01-20   浏览次数:0

  一、生态文明与“三农”问题

  记者:最近颁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把“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您作为“三农”问题专家,对生态文明和生态农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战略思考?

  温:中共中央从十七大文件中就在理念上提出了生态文明,但是当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战略提出时,我们首先应该比较充分地讨论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我们应该反思和总结一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东西?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转向生态文明?当前这个战略思考的内涵还不够丰富,相关的讨论也远远不够。

  事实上,我们现在农村正在遭遇到一场危机,但是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众所周知,我国土地资源非常紧缺,但同时却有大规模的土地撂荒问题,我国现在农产品进口量已经相当于5亿亩土地的产量,这已经占到18亿亩耕地总量的四分之一,并且越来越会接近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安全性正在大幅度下降,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大面积蔓延,农业领域的危机正在从当年的“三农”危机演变为农业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叠加,并且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二、应处理好农业产业化与生态农业发展的关系

  记者:您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在农业领域的投资行为?他们是否可以成为生态农业的有力推动者?

  温: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逐渐被社会认知,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小规模生态农业的尝试和推进。同时,由此造成的巨大市场空间,吸引了大型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地转向生态农业和有机种植,这种现象令人喜忧参半。

  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拥有足够投资能力的大企业进入生态农业很可能使得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农业模式发展到经济单维度视角的非理性状态。

  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经历了三次现代化,逐渐使得农业被作为产业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负外部性而拖欠于社会和历史文化,这是重大的政策失误。近年来,三农政策在使农业回归社会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如果把农业问题和宏观问题联系一下,仍可以看到农业承载着城市产业过剩的代价,也因此有了一系列农业产业化政策。一个客观规律是:农业产业化必然会导致农业的资本深化,并由此带来资源环境和农村社会的负外部性。资本深化往往带有资本排斥的性质,即排斥社会、排斥文化、排斥历史。

  那么,如果大企业进入到生态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破坏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其他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只要农业仍然被作为一种经济类型而由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来主导,农业的资本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排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性。例如日韩农业中,综合农协是农民联合的主体,由合作社支配的资本进入农业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内部化。如日本80多万亿的金融资本由综合农协支配,这占日本资本总量的28%,而农民人口只占日本总入口的5%_这意味着,占日本总人口5%的农民分享了28%的金融资本收益。这就自然实现了农业资本的内部化。

  我们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即政府财政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允许交给合作社,和日韩相应规定的“只许”交给农民合作社相比,虽然仍有相当的差距,但毕竟有了值得肯定的进步。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规定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只许交给农民的合作组织占有并获得收益。政府可以做股,但不许占有收益,做股的目的是防止这部分资产被私人占有。我认为这才是相对公平公正的财产制度,因为政府财政所形成的资产归根结底是全民的税收形成的。这部分资产是不应该交给私人占有的,否则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不公。

  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还提出,允许政府财政投资于农村的公共建设可以由合作社来承接。这些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生物产业竞争时代国家政策应如何引导和约束进入生态农业领域的大企业?

  记者:您认为国家政策应如何引导和约束进入农业领域的大企业呢?

  温: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是:21世纪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定义为生物产业竞争的时代。当国家在推进生态农业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大企业与跨国企业的介入,这些大企业自然会进入到生物物种资源丰富地区,这无疑将有利于大企业在生物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位于地理条件复杂区域,同时也往往是地质灾害频发地区。我国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在秦岭山脉以南、四川盆地偏西的横断山区,这里具有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急剧跌落(从海拔4000米左右到2000米左右)的特征,是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寒流交汇地区,其气候条件和地理地势共同使得这里成为中国大陆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同时,这里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此也是文化生态多样性地区。如果大企业进入这些地区进行所谓的生态化开发,将会占有生物物种资源多样性的优势,以形成生物产业竞争的有利条件。因此,国家政策应该在这些领域有预知能力,相关部门应该和大企业协商,制定出一些底线,例如生物物种资源的多样性归谁所有?我认为不应该是谁投资、谁占有,就归谁所有。

  关于生态农业在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带有社区性的,除了社区农业之外,还有社区林业、社区环境保护和社区资源保护。入在资源环境中的作用与人生活的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生态文明时代不可以简单地用工业文明时期大企业大规模开发的做法去做生态文明时代的建设。

  生态文明既主张多样性又保护多样性,首先人要谦卑地承认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存有一种敬畏。工业文明时代资本野蛮的发展模式是必须要深刻检讨的。我们如果没有深刻的反思和调整,是进入不到真正的生态文明的。如果我们仍旧按照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为去建设生态文明,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能距离生态文明越来越远。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改造成生态文明社会的企业文化尚需时日,并不是企业做了一个环境改制,或者安装了一套环保设备、搞了循环农业就成为了生态企业,生态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因此,国家应该对进入生态农业的企业进行一些政策约束和限制。

  四、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配套政策是切实推进真正的农民合作社发展

  记者:国家在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中,您认为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应该是什么呢?

  温:我认为,国家在推动生态农业的政策中,一个重要的配套措施,应该是培育和支持各种真正的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社,否则政策的结果可能将与我们的目标南辕北辙。

  据我一些学生的实地调查发现,有些试图进入到农业种植领域韵大企业在承包农村土地之后进行土地规模化种植过程中,企业派出的管理人员很难监管当地的劳动力,当地农民在土地被承包后出现种种的不合作甚至破坏行为,直到这些大企业与当地农民之间形成相对比较合理的利益分配之后,才能解决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在经过一些失败的教训之后,这些大企业也希望在生产环节能有当地的合作社与他们对接。

  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应该与综合性合作社配套推进,这样一方面降低大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保证农业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这样才能走向真正意义的生态化。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 自从2007年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各种协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而是私人企业或者资本戴了合作社的帽子——这是国家的农民合作社法规与地方的重商政策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国家在着力推进综合农协发展壮大的时候,很可能推进的是综合经营的私人企业。这是需要国家政策引起高度重视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生态农业的推进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事,需要多部门协调。除了涉及到国家发改委、农业发展银行等规划部门和金融部门之外,还应该和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规划结合,同时需要环境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多部门结合,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相关者调整的政策,各部门应出于大局做出适当的让步,这个调整会相对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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