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改革要有关键突破 防止政策空转

  时间:2016-11-07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出席并发言。其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困难、改革比较胶着的格局下,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要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特别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第三,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论坛,前面很多大家从多角度对中国改革做了解读,我想要谈改革的话题,首先要了解、判断改革处在什么状态,所以我想用这样比较敏感的题目“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我大概讲三个观点: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成就很大,但是整体上改革处于胶着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第二,如果改革不能突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面临的风险。第三,要走出改革的困境,需要三管齐下。

  全面深化改革成就很大

  我之所以要下改革整体处在胶着状态这样一个判断,首先我充分肯定十八大以后,全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比如说国务院用三年时间取消下放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发生历史性改变,户籍制度改革有重要突破,农民工市民化开始迈出关键的步伐,社会保障制度的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度的三规合一,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我的判断是,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应该看到改革整体处在胶着的格局没有改变,这种胶着的格局和中国反腐败是同步的。就像我们前两年的判断是,反腐败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现在的主要判断是,反腐败正在取得压倒性胜利。我认为这两个是同步的,当反腐败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或者正在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过程中,就决定了改革必然会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

  而这个胶着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标志:第一,关键部位的改革在制度层面上还没有实质的突破,比如说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第二,改革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这个动力不足既表现在官场,也表现在民间,从官员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在绝大部分官员缺乏上世纪80年代的官员的改革锐气,不作为甚至变成一种软抵抗,从民间来讲也是一样,老百姓(51.770, 1.00, 1.97%)对改革的评价是,能不能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如果说我们把改革从老百姓那里掏钱的代名词,老百姓不会欢迎。老百姓说住房改革使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使人上不起学,医疗改革使人看不起病,如果改革变成从老百姓腰包那里掏钱的状态的话,老百姓不会拥护你的改革。所以官场和民间整体上的改革内生动力都和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第三,改革政策似乎有碎片化的倾向。我们看到深改组召开的几十次会议,讨论了很多的改革建议,但是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改革头绪多、要求急,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下面贯彻事实、政策有碎片化的倾向,很难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改革政策在很多地方真正难以落实,有空转的风险。我给的判断就是,改革整体上目前还处在一个胶着状态,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第二,改革难以突破,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风险。十八大以后,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现在下结论可能为时尚早,尽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的风险并没有化解,这个风险我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而这些风险在某些方面还在上升,而这个上升的趋势,我认为和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包括最近通过的党内两个重要的文件都有涉及,我叫三个四:中国执政面临四种考验、中国执政面临四个危险,我们要坚持四个重大。四个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种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贪污腐败的危险。四个重大是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认为总书记强调的这三个四(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四个重大)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我前面四种风险上升的一个高度概括。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者叠加的困局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看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者叠加的困局。什么叫三者叠加?一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刚性目标,全党工作往这里聚焦。第二,应对经济新常态。第三,中国在这两者的过程中,还要同时实现经济三大战略的转型,由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走出去、对外扩张型,由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这三大战略性转型在前面两个叠加中能不能实现,我认为并不容易。我们往往处在一种困境中,如果说注意了转型,可能稳增长受到影响,注意了稳增长,可能转型的目标难以实现。这是应对经济新常态。我以经济下行压力为例,大家看到从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掉头下行,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3%,去年增长6.9%,今年前三季度全面掉到6.7%。尽管大家对经济造成下行的原因分析很有争议,看法不一,但就我个人观察,我认为有5个相对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第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第二是23万亿的地方债务风险,第三是金融体系相对滞后,拉了实体经济的后腿。第四是大量的产能过剩,第五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很多资本走了,人也走了。如果说这个领域不能重振的话,中国经济下行可能还没到最关键的时候。这是三者叠加带来的困局。

  我们如何应对面临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实现中国的战略转型,这会影响到中国在未来的定位。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有三个定位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社会上初步定格,过去中国是一个穷国,没有人管你,现在你强大起来了,但是能不能受到大国的尊重,不一定。第二,中国的价值在过去的定位,现在我们和西方渐行渐远,我们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这个道路能不能走到大家公认的民主、法制的道路,也正在定格。第三个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中定格,我们成为全球老二了,但是有没有获得老二的尊重,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规模,比如说你能不能保护知识产权,你能不能保护环境,能不能减少碳排放,能不能让改革的成果被全民共享,所有这些软的要件,可能是世界能不能尊重你更关键的因素,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面临的风险。

  第三,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困难、改革比较胶着的格局下,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困境呢?我讲三句话: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要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特别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第三,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前两句话我不想多讲,大家都很清楚,改革的阻力最大的来自两个层面,第一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羽翼丰满、势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改革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益集团计划了官民冲突、激化了老资冲突、激化了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我们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既得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拉帮结派,十八大以后,开展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就是要清除这个依附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上的毒瘤。第二个阻力是政府,政府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观念、审批改革、部门利益。从观念上来讲,我们不缺少权力思维、不缺少人治思维,我们恰恰缺少的是法治思维、法制性质精神。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的讲话,我认为到现在都不过时,他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我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这个判断到现在并没有过时,特别是十八大以后。

  在关键部位上要有实际突破,这个关键部位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供给侧改革,专家们做了很多评价,但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不完全在经济层面,而在政府。你们可以想想,这么多的过剩产能,难道是市场机制配置的结果吗?很显然不是,过多的产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产物,明明生产得多了,为了GDP还在上产能。而政府宏观调控后面有三个东西在起作用,第一是政府要收入,第二是政府要增长,第三是政府要政绩。政府的“三要”逻辑是产能过剩后面的三个推手。 光有经济改革还不够,还要在政治层面上有实际的突破,过去的改革是政治体制的下端,在它的上端还有更重要的要素,宪法、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这个更高层面上实施改革,我们的难题才能真正的摆脱,中国未来的发展才会是一篇光行。

来源:新浪财经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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