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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迎: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对策演变及反思

  时间:2010-10-25

一、反贫困对策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扶贫工作。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路径基本上和全国相同。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年)。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总结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土改政策,一场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改运动分阶段、分地区地开展起来了。到1953年春,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无偿地获得了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拿到了土地证。土地彻底平均化和私有化,农民获得了土地的完整产权,不但获得了使用权还获得了所有权,确立了家庭分户经营体制。平分土地、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使广大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

云南省边境25个县(市)中麻栗坡等5个县也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耕牛和大农具分给农民,并向农民颁发了土地证。

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避免把内地的“土改”方法在边疆生搬硬套,1953年,云南省委提出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贫困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团结改造与群众有一定联系的民族上层,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加强经济文化工作,逐步消灭封建因素和原始落后的因素,直接或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发布了《云南省委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区别、有计划地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指示》明确规定:“在阶级分化不明显的落后民族中(如傈僳族、景颇族等),可通过适当的形式公开说明一般不进行内部的土地改革,这些地区应以团结、生产、进步作为长期的工作方针,通过人民政府及先进民族的长期帮助,逐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腾冲、金平、绿春、河口、江城、孟连、澜沧、西盟、景洪、勐海、勐腊、瑞丽、潞西、盈江、陇川、泸水、福贡、公山、耿马、沧源等20个边境县及所居住的傈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德昂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和部分拉祜族、哈尼族、瑶族实行“不进行土地改革,不划分阶级成分”的过渡政策和特殊扶持政策。

在边境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从1955年开始,各地兴办互助组,其性质是在民族工作的引导下,各互助组以自发为主,不分贫富、不论亲疏,根据农户居住地划片组织;形式有常年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互助内容是实行换工互助、劳动工具互助,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在互助组长的带领下,调剂使用耕牛和其他劳动工具、分配劳力和劳动时间,收成归各自所有。互助组发挥集体的力量,扩大了耕地,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富裕户、中等户、贫苦户都踊跃加入互助组织,如到1954年春,麻栗坡县加入合作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9.2%1956年底,贡山县、福贡县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一些富裕农户还把自己的部分田地无偿给予无地少地户,一方面解决自身田多劳力少的矛盾,减轻了自身的负担(当时向国家上缴公粮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计算),同时也帮助了贫苦农民。

云南边境农村各县的大部分农户自愿加入互助组,自然而然解决了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的现象,将内地土改中视为敌我矛盾的问题在人民内部化解,也没有具体地划分阶级阶层,使边境各县顺利实现了“直接过渡”。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获得了大的发展,农民切身感受到了加入互助组的优越性,当时在边境农村有这样的歌谣:互助就是好,不愁土地少,旮旮角角都挖起来,田里多多施肥料,庄稼年年长得好。

云南边境大部分地区在初级社普及还不到一年,还没有健全巩固的情况下,有的很快进入高级社,有的一跃进入了人民公社。实践证明,高级社实行的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的办法,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生产的特点,高级社还取消土地、牲畜和农具的入股分红,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形式,因而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发展农村的生产力。迫使农村个体工商户入社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到了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影响的后果更加突出。在云南边境农村,土地、山林、铁木农具、大牲畜、大农具等全部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营、连、排、班进行编制。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指挥,实行工农商学兵一体化,到处建立公共食堂,免费吃饭,每月发给社员15元工资,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打破社队界线,小集体变为大集体,小寨并入大寨,劳动力、物资实行一平二调。由于执行过左政策,在短短一两年内,粮食被吃完,各地出现肿、瘦病,妇女不会生育,人口年年减少,边民大批外逃。云南边境地区,由于夸大了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现实,以“急躁冒进”代替“慎重稳进”,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搬用内地土改镇反的经验,错误开展群众新的阶级斗争,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化,民族关系紧张。违背边境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自身的特殊规律,超越了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反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盲目地、不停地变革生产关系,一些地方甚至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农业合作社的初级、高级和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从20%左右一跃到了90%以上,组织体制是“政社合一”,组织规模是“一大二公”,还搞“搬迁并队”“一平二调”,公社的规模远远大于原来的合作社,实行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原属社员私有的一些生产资料也都收为公社所有,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其他一些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下放公社管理,财产交公社使用。到此,农民在生产资料、经营组织、利益分配、产品流通等方面,财产权利和各种经济权利全面丧失。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1962年开始到1965年,边境各县又重新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重申“慎重稳进”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方针,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调整所有制,把办人民公社退为办合作社,把办不下去的合作社退为单干,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团结才又得到加强,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群众的生活又得到改善,社会秩序良好,边疆日趋稳定。

1954年至1965年的11年内,国家和省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教卫生、干部培养等方面在直过地区先后采取了长期派驻工作组,专设直过经费,实行税收减免,传播内地农业技术经验,国家设立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等等,对直过地区少数民族采取了特殊扶持政策和措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唯生产论”而加以批判,农村实行统一出工,评政治工分,十年内乱再次背离“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又一次脱离实际,重搞人民公社化,生产力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化。文化大革命和十年动乱否定了直过地区的特殊性,中止了直过地区的特殊政策,随后直过地区的特殊政策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这一阶段,国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实施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通过土地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农产品的指令性低价收购和平均分配等制度安排,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积累资本。尽管6070年代以粮为纲的方针把农民死死地绑在土地上集体受穷,发展迟缓,但为1978年率先在农村的改革开放积蓄了强大的内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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