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时间:2011-09-16

  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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