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时间:2011-09-16

  中国三次“逼迫”改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我读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没有设计师,但是,所有为中国民主宪政添加一砖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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