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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许耀桐(五):全面从严治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时间:2015-03-04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发展问题,理论界、学术界做了很多方面的探讨,可以说见仁见智,有各种说法。我今天想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提供一个说法。我认为,在37年里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抓住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制度进行体制性的改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8年政治体制改革刚开始,就是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就是国家制度问题。还有,探讨国家权力结构、权力体制,党和政究竟有哪些职能,党政关系怎么处理,这样带来对政治权力、领导制度的讨论。邓小平当年的“8.18”讲话,就是1980年的818号,我们号称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就是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从统筹国家的权力结构上、政治制度上考虑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就进入第二个层面,应该叫做社会层面,就从社会管理,今天叫社会治理,从这个层面来展开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第一阶段在国家上层,开始重心下移、下沉,进入到基层。具体地说,我们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家知道搞了村民自治,建立村民委员会,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海选村委会主任,后来城市的社区也这样。这就是社会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社会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把政治体制从基层抓起,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更加牢固了,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现在我认为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第三个层面。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新的一个层面,揭开了重头的、耀眼的一幕,就是我们党的制度改革,涉及党的建设这一块。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从政治体制的核心看,归根到底党是最关键的。政党在当今的社会上也堪称是政治的枢纽点,离开这个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发展问题,理论界、学术界做了很多方面的探讨,可以说见仁见智,有各种说法。我今天想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提供一个说法。我认为,在37年里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抓住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制度进行体制性的改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8年政治体制改革刚开始,就是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就是国家制度问题。还有,探讨国家权力结构、权力体制,党和政究竟有哪些职能,党政关系怎么处理,这样带来对政治权力、领导制度的讨论。邓小平当年的“8.18”讲话,就是1980年的818号,我们号称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就是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从统筹国家的权力结构上、政治制度上考虑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就进入第二个层面,应该叫做社会层面,就从社会管理,今天叫社会治理,从这个层面来展开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第一阶段在国家上层,开始重心下移、下沉,进入到基层。具体地说,我们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家知道搞了村民自治,建立村民委员会,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海选村委会主任,后来城市的社区也这样。这就是社会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社会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把政治体制从基层抓起,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更加牢固了,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现在我认为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第三个层面。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新的一个层面,揭开了重头的、耀眼的一幕,就是我们党的制度改革,涉及党的建设这一块。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从政治体制的核心看,归根到底党是最关键的。政党在当今的社会上也堪称是政治的枢纽点,离开这个枢纽,离开这个总开关,其它的就转不起来,动不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改革进入到执政党这一块,无论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党是起领导作用,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这样讲,要加强、要坚持、要完善我们党对法治的领导,都因为党是最关键的。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它本身也需要改革,而且要通过制度来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把党的制度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才开始做这件事,过去也做了一些,但是过去不成为一个重点。我刚才讲的三个阶段,也不是绝对地截然分开的,每一个阶段好像孤零零的只做一件事,而是就它主要做的方面而言。比如说在第一阶段,我们进行国家制度改革,在基层也有动作,还有我们党的改革也有相应的动作,但是明显突出的是集中在国家制度改革这一块。我讲的三个阶段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现在何以说,我们的改革深入到执政党这一块呢,而且是执政党的制度改革呢?这就是习近平讲的,我们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命题提出来以后,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全新布局,应该说是吹响一个新的集结号,我们的改革向着党的制度和体制机制而来。我们党怎么全面从严治党呢,现在就是在法治的背景下,要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也可以说还要依法治党嘛,因为我们有党规党纪党法嘛,党内有的是规定,有的是纪律,有的是法条。所以,刚才我讲的三个“依”,既然有规定就依规治党,既然有纪律就依纪治党,既然有法条就依法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最新的一个改革阶段。我认为现在就是按照这三个“依”来治党。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依法治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亚于一场革命。一个党,公开提出来要全面从严治党,也要受到法规的管治,也要用法规来管党治党,这个很不简单、很不容易。我们执政党有八千六百多万党员,力量这么庞大,但是它自己认识到,堡垒只有在内部被攻破。这个党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的话,那就会毁在自己手上。怎么办?只有依靠全面从严治党,依靠这三个“依”才能把它治好。 

  依规治党和依纪治党,我不多做解释了,大家都很明白。我着重讲依法治党,要好好地把它解释一下。这个依法,无非就是党的法条吧,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规党法,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管党治党呢,依靠自己制定的法规来治理,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现在我们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还要注意依法治党不仅是依靠我们党内的法规,同时还要考虑国家法律这一面。所以,依法治党我认为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党内的法规,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们这个党也要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够超越它,不能把它撇开或凌驾于它。还有我们党的某些权力组织部门,我们党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触犯了国家法律,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能说我只受党的法规管,不受国家法律管,那不行,依法治党在这里包含这样两个方面。正因为党所做的也要符合国家法律,受到国家法律制约,所以四中《决定》提出来了,党的法规要与国家法律相衔接和协调,不能相矛盾。 

  在这方面,我认为还要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些说明。这个问题回避不了。现在我们注意到,有人认为党大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伪命题。说党大法大是一个伪命题,不切合实际。我们判断一个命题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要回到实际中来。因为党大法大就是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78年时我已是大学生了。我很清楚,而且我本身学的是政治学专业,我的导师原来是搞法律的。这个在当初,就是我们告别了“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结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那是党的领导人“一人化”领导,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律。这是邓小平当年首先提出来的,不能再说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律了。所以,过去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宪法和其他的法律法规,党委都不按这个执行。我们的党委做的决定,出的红头文件,书记是这样说的,即使和法律不符,也认为这就是对的。那么群众就说,不对呀,法律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提出来了,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问题不就是这样提出来了吗?我的导师就曾经接到群众来信,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要求给予回答。 

  这个问题后来就简化一点,变成了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法大,就是群众提出来的,他在问,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很自然的摆在那里,而且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也可以说,到底是权大、官大还是法大。所以,这些都是相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党委书记可以把法律抛在一边,说了算,那就是因为我有权嘛,我的权力大,还有我位高,位高权重,所以就变成老大。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所以我们讲这个党大法大,它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来追问的。当然,如果我们具体说,党大法大,是因为我们做了简化,剩下这四个字,实际上把它详细展开就是问,党委大、书记大或者权大、官大还是法律大,所以,这不是一个伪命题。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显然,今天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活动,那不就是承认法律大了吗。那么,我们党公开承认法律大,这是丢脸的事吗?一点不丢脸。这是很扫兴的事吗?也不是啊。这恰恰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我们党在品格上,在认识上,都是伟大的。我们党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共产党要很好的执政,必须靠法治。不能够把法治撇在一边,把法治撇在一边,就天下大乱了,这个国家就大乱了,这个社会就永无宁日了,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共产党出于公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带领人民群众制定的法律高于我们,比我们大。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光明磊落的一面,有着宽广的胸襟。所以再说什么党大法大是伪命题,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而且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党是君子,有宽广的胸襟,但是,有些小人以小人之心,居心叵测地讲这个是伪问题,我认为这才是给我们党丢脸抹黑。我们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按法律办事,我们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框架内活动,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宪法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声望,也并不影响我们党的地位。 

  有的人可能还想,党大法大一比较,你说党大法不大,不好说;你说法比党大吧,他感觉着对党也不合适,所以就采取一个躲避的方法。采取这样一种伪命题的说法提出来。我认为这都不科学,在逃避问题。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做出这个合理的解释,像我刚才说的,也不影响我们共产党的声望、共产党的地位,人民群众反而更尊重你。我们今天不但说法比党高,法比党大,法也高于人民,人民也要守法。这也并不是说人民要守法,全民要守法,就影响了人民是法律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应该要辩证地看待问题。现在,总书记号召我们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全面地看问题,而不要片面的、钻到牛角尖里看问题,就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不好回答,所以干脆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想把它回避掉。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到新阶段,深入到党的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因为现在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我做一个猜测,今年是2015年,要召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要研究国家的十三五规划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那么明年2016年,要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应该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一个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样的话,我们“四个全面”就都形成了报告和决定了。十八大报告,我们做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期待着十八届六中全会我们也会形成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党的建设这一块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要推到一个纵深的位置,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改革成果。 

  枢纽,离开这个总开关,其它的就转不起来,动不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改革进入到执政党这一块,无论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党是起领导作用,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这样讲,要加强、要坚持、要完善我们党对法治的领导,都因为党是最关键的。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它本身也需要改革,而且要通过制度来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把党的制度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才开始做这件事,过去也做了一些,但是过去不成为一个重点。我刚才讲的三个阶段,也不是绝对地截然分开的,每一个阶段好像孤零零的只做一件事,而是就它主要做的方面而言。比如说在第一阶段,我们进行国家制度改革,在基层也有动作,还有我们党的改革也有相应的动作,但是明显突出的是集中在国家制度改革这一块。我讲的三个阶段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现在何以说,我们的改革深入到执政党这一块呢,而且是执政党的制度改革呢?这就是习近平讲的,我们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命题提出来以后,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全新布局,应该说是吹响一个新的集结号,我们的改革向着党的制度和体制机制而来。我们党怎么全面从严治党呢,现在就是在法治的背景下,要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也可以说还要依法治党嘛,因为我们有党规党纪党法嘛,党内有的是规定,有的是纪律,有的是法条。所以,刚才我讲的三个“依”,既然有规定就依规治党,既然有纪律就依纪治党,既然有法条就依法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最新的一个改革阶段。我认为现在就是按照这三个“依”来治党。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依法治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亚于一场革命。一个党,公开提出来要全面从严治党,也要受到法规的管治,也要用法规来管党治党,这个很不简单、很不容易。我们执政党有八千六百多万党员,力量这么庞大,但是它自己认识到,堡垒只有在内部被攻破。这个党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的话,那就会毁在自己手上。怎么办?只有依靠全面从严治党,依靠这三个“依”才能把它治好。 

  依规治党和依纪治党,我不多做解释了,大家都很明白。我着重讲依法治党,要好好地把它解释一下。这个依法,无非就是党的法条吧,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规党法,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管党治党呢,依靠自己制定的法规来治理,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现在我们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还要注意依法治党不仅是依靠我们党内的法规,同时还要考虑国家法律这一面。所以,依法治党我认为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党内的法规,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们这个党也要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够超越它,不能把它撇开或凌驾于它。还有我们党的某些权力组织部门,我们党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触犯了国家法律,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能说我只受党的法规管,不受国家法律管,那不行,依法治党在这里包含这样两个方面。正因为党所做的也要符合国家法律,受到国家法律制约,所以四中《决定》提出来了,党的法规要与国家法律相衔接和协调,不能相矛盾。 

  在这方面,我认为还要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些说明。这个问题回避不了。现在我们注意到,有人认为党大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伪命题。说党大法大是一个伪命题,不切合实际。我们判断一个命题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要回到实际中来。因为党大法大就是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78年时我已是大学生了。我很清楚,而且我本身学的是政治学专业,我的导师原来是搞法律的。这个在当初,就是我们告别了“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结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那是党的领导人“一人化”领导,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律。这是邓小平当年首先提出来的,不能再说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律了。所以,过去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宪法和其他的法律法规,党委都不按这个执行。我们的党委做的决定,出的红头文件,书记是这样说的,即使和法律不符,也认为这就是对的。那么群众就说,不对呀,法律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提出来了,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问题不就是这样提出来了吗?我的导师就曾经接到群众来信,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要求给予回答。 

  这个问题后来就简化一点,变成了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法大,就是群众提出来的,他在问,到底是党委大、书记大还是法律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很自然的摆在那里,而且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也可以说,到底是权大、官大还是法大。所以,这些都是相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党委书记可以把法律抛在一边,说了算,那就是因为我有权嘛,我的权力大,还有我位高,位高权重,所以就变成老大。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所以我们讲这个党大法大,它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来追问的。当然,如果我们具体说,党大法大,是因为我们做了简化,剩下这四个字,实际上把它详细展开就是问,党委大、书记大或者权大、官大还是法律大,所以,这不是一个伪命题。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显然,今天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活动,那不就是承认法律大了吗。那么,我们党公开承认法律大,这是丢脸的事吗?一点不丢脸。这是很扫兴的事吗?也不是啊。这恰恰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我们党在品格上,在认识上,都是伟大的。我们党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共产党要很好的执政,必须靠法治。不能够把法治撇在一边,把法治撇在一边,就天下大乱了,这个国家就大乱了,这个社会就永无宁日了,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共产党出于公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带领人民群众制定的法律高于我们,比我们大。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光明磊落的一面,有着宽广的胸襟。所以再说什么党大法大是伪命题,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而且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党是君子,有宽广的胸襟,但是,有些小人以小人之心,居心叵测地讲这个是伪问题,我认为这才是给我们党丢脸抹黑。我们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按法律办事,我们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框架内活动,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宪法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声望,也并不影响我们党的地位。 

  有的人可能还想,党大法大一比较,你说党大法不大,不好说;你说法比党大吧,他感觉着对党也不合适,所以就采取一个躲避的方法。采取这样一种伪命题的说法提出来。我认为这都不科学,在逃避问题。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做出这个合理的解释,像我刚才说的,也不影响我们共产党的声望、共产党的地位,人民群众反而更尊重你。我们今天不但说法比党高,法比党大,法也高于人民,人民也要守法。这也并不是说人民要守法,全民要守法,就影响了人民是法律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应该要辩证地看待问题。现在,总书记号召我们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全面地看问题,而不要片面的、钻到牛角尖里看问题,就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不好回答,所以干脆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想把它回避掉。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到新阶段,深入到党的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因为现在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我做一个猜测,今年是2015年,要召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要研究国家的十三五规划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那么明年2016年,要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应该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一个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样的话,我们“四个全面”就都形成了报告和决定了。十八大报告,我们做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期待着十八届六中全会我们也会形成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党的建设这一块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要推到一个纵深的位置,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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