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改革认知结构与中国治理转型(下)

作者:严若森  时间:2011-10-12

  (六)

  改革归根结底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与调整,且“非帕累托改进”往往是改革的常态,亦即,尽管或即使改革中的社会整体收益或社会整体福利依然增进,但在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过程中,改革并不必然保证在部分利益集团利益增加的同时,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不会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正因如此,改革遭遇各种难题与阻力。

  如果能够基于一种方案设计,在资源配置、制度配置、社会配置与心理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改革或制度配置的新增收益或福利在所有相关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再分配,并使任何利益集团均不遭利益相对损失或利益绝对损失,则无论各利益集团在改革之初的利益分配状态比较特征如何,均可认为基于这样方案设计的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毫无疑问,“非帕累托改进”式改革会更多地遭受来自利益受损集团的阻挠,并因此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与社会的资源与效率损失。但如果能够对受损利益集团予以某种或多种形式的利益补偿或利益赎买,以期改革进程的相对平滑,则只要利益补偿或利益赎买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其即为经济理性与社会可行的改革方案。毋庸置疑,作为缓解或消除改革进程中各种潜在与现实阻力的一种基本方略,利益补偿或利益赎买的实质在于相对承认与维持改革进程中的既得利益,其中的要义在于,经由利益补偿或利益赎买,改革旨实现由“非帕累托改进”向“帕累托改进”转型,不过,这显然只是一种基于理想预期的临时方略。纵然如此,只要改革本身盈利,并能基于新增收益对利益受损集团进行补偿,则此利益补偿即是题中之义并责无旁贷。

  就改革中的利益补偿而言,其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帕累托补偿。这类补偿与“帕累托改进”相伴,其中无人利益受损且改革顺利,但转轨经济或存量改革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决定了帕累托补偿在现实中难以存在。其二,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意在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予以完全补偿,以使这些利益集团事实上最终利不受损。但在利益分配的原则与过程本已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形之下,其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却并未发生实质性变革,如此改革显然并未实质性展开。尤其是,完全补偿方略尚会引致改革中利益受损集团的某种利益补偿依赖,这无疑会在无形中滋生与娇惯某种改革惰性而不利于改革深化。因此,即使存在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其亦只能作为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短时过渡或缓冲策略安排。就此而言,其三,对改革中利益受损集团予以不完全补偿才是改革中的常态。其涵义在于,改革中的利益补偿原则仅为相对补偿而非充分补偿,否则,改革收益终会所剩无几而导致改革名存实亡。

  实践证明,在卡尔多-希克斯改革中,不同利益集团所获取的利益不但有损益之分,而且尚具大小之别。与此同时,因受到不同改革阶段所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受益与受损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其主要体现为:某些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持续受益者;某些利益集团是改革特定阶段的持续受益者;某些利益集团是改革特定阶段的持续受损者;某些利益集团则是改革的阶段性受损者甚至持续受损者。正因如此,改革无法消除所有的阻力。就此而言,中国改革决策集团必须具备足够的理性,充分估计改革的进程与勇于面对改革的阻力及改革进程中的各类社会经济资源与效率得失,且在保障改革使绝大部分利益集团获益的同时,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与在最大程度上补偿那些在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社群与集团。

  (七)

  在“官员经济”中,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与企业组织层级行政化均是常态,行政化的企业官员根本无以真正成为对市场经济高度敏感的企业家,行政化企业的效率亦因此普遍低下,而在“企业家经济”中,企业家则依其天然具有的冒险与创新精神,在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中动态地实现报酬递增的经济结果,并以此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主体。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核心命题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关系,其要义即在于由“官员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以政府作为行政选择主体与过度耗费资源向以企业家作为市场选择主体并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向转型。为此,必须强化“企业家本位”并淡化“官本位”。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改革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权威利益集团,亦即,作为政治或政策供给权威的政府与作为企业治理权威的经营者,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通过谈判与博弈解决,其结果则是在双方之间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享的不稳态均衡,其实质即为中国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产权内涵。亦正因这种不稳态均衡的存在及其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才得以逐步由政府主导模式向企业主权模式或企业家治理模式嬗变,而企业家治理模式的要义在于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掌控于企业家或企业经营者手中,这本身是一种新的企业利益激励机制或企业治理机制。尽管单纯的“放权让利”改革并未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让人诟病的动力与活力这两大基本问题,甚至尚因“放权让利”引发了不少诸如“内部人控制”之类的新的治理问题,但从解决微观激励机制入手,以“放权让利”作为切入点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却在中国经济转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企业治理权威阶层,且这一不断茁壮成长的企业治理权威阶层基于不断获得中国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内生地推动了中国新兴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逐渐成熟以及中国国有企业主权模式嬗变的深化与优化。亦正因如此,企业治理权威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深化进程中暗含的微观逻辑主线,而此微观逻辑主线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即在于不断边际修正中国政府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治理边界。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与官僚利益的体制化,个体的政治与经济欲望以及体制外制度竞争者往往均难以挑战庞大的既有规制系统。但令人欣慰的是,相关个体与组织常常会基于自己的意见参数而卷入政治活动,并尽力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但对于诸多公众而言,其常常会对既有权势体制采取不予以关心或予以容忍的态度,即选择所谓“理性的无知”,这无疑是对权势体制的助长。好在当既有权势体制强加的成本大得让人委实难以承受之时,人们即极有可能组结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寻求政治主义伸张。至此,机警的政治企业家往往会充分捕获与选择信号,并适时适地且浓墨重彩地出现。政治企业家是政治家、体制官僚以及正式行会与特殊利益集团之外的民间政治领导小生,其基于个体社会心理、政治欲望、经济诉求以及其它利益报偿与预期而面向公众承诺改变陈年旧制与社会治理结构,其行事的实质在于承担一个政治掮客的义务与责任。纵然如此,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社会中,政治企业家常常会因其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制定与修正过程而功不可没。对转型中国民主政治或公共政治的变革与发展而言,中国政治企业家及其群体化成长不可或缺。

  一定时点或现时的企业家成长是企业家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在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之下的企业家供求力量双方达成的博弈均衡,而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则意指某种体制结构中的企业家主导类型的历史性更替,其要义在于企业家的经济性与政治社会属性从先前的形态向当前的形态演化。在一种体制结构中,企业家类型的主导与否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其对体制转型的前瞻性与革命性有无决定性影响与意义,一种新生的企业家类型即使数量有限,但只要其明示了体制转型的极大前景,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实现与推动具有重大意义,则该企业家类型即成为该体制结构中的企业家主导类型,无论是经济企业家还是政治企业家均是如此。就体制转型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言,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显然较企业家的现时性成长更具终极意义,但无论怎样,企业家及其群体化成长结构的优化必须基于相应的历史基础与现实约束。对此,转型中国亦概莫能外。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