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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扩: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风险

  时间:2011-06-15

  ●特约主持人周民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嘉宾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周民良:3月5日上午9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并实现良好开局的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过去增长的成因,展望一下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

  张军扩: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因于改革战略的成功。中国的改革有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是改革由农村发动。农村改革既带来粮食的显著增长,也为城市化与工业化释放了充分的劳动力。

  二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与苏联东欧模式相比较,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巨大阵痛和起落,而经济维持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是以局部改革、渐进式的改革来带动整体改革。尽管这种改革方式存在种种问题,但总体来看它平稳地衔接了计划与市场,并在不断缩小计划份额和扩大市场份额中,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还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就是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现和改正传统体制的弊端,寻求改革的突破。此外,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对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周民良:从关联关系上看,中国的改革有以下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由计划体制薄弱的领域取得突破,逐步向计划体制的密集领域推进;二是各类市场不断发育,为改革中的要素流动创造了条件;三是宽容试验、支持探索。改革中的试错性实验得到宽容甚至鼓励,并发现与总结了大量的成功模式,减少了改革出错的比率,提高了改革的成功率。

  比如,农业改革中的安徽模式、四川模式,企业改革中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对外开放中的广东模式等等,这些创造性的模式被理论工作者充分挖掘与传播,实现了改革由点到面的推进。四是尊重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下放权力,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在农业改革中实现土地与农民的结合,维护了农民利益;在企业改革中减少干预,实现了企业的自主发展。农民工年复一年大规模地跨地域流动,就是尊重人的发展自由下农民工群体的自发性决策行为。

  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张军扩:“十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被工业化与城市化引导的强烈趋势,这一增长带有连环性牵动的特点。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最终需求的增长带动了对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品需求和产量的迅猛增长,而中间产品需求和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进而引起对煤炭、石油及电力等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因而,形成一批集成资本与技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群。

  我国的人口规模庞大、人均物质财富的占有水平较低,维持长期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4%,假如未来城市与农村人口形成倒四六结构,城市化水平达到60%,大约有3亿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以每年1500万的转移速度计,大约需要20年才能实现城市化的目标。可见,在增长的制度基础确立以后,由工业化与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将会保持较长时期。

  周民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

  斯蒂格利茨没有提到中国的工业化,但大国背景下的城市化是需要工业化支持的。

  因而,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并进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斯蒂格利茨也没有提到中国的高科技,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在全球的高科技竞争中缺位,美国也不可能垄断世界的高科技进程。随着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日益完善,支持技术创新的资本和人才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竞争的锦标赛中,美国式的高科技发展格局至少可在中国部分区域出现,成为推动中国增长的又一驱动力,维持中国经济连续性、接力式的增长。

  环境污染比能耗问题更应该重视

  张军扩:2006年制定的各项指标中,能耗指标与减排指标没有完全实现。这提示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又好又快的增长目标。

  一是要注重解决好增长过程中资源与环境的协调问题。如果经济指标上去了,钱包鼓起来了,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却遭到破坏,甚至没有了干净的空气与干净的水来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那么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本意。

  二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要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保障的水平,使各个阶层的人群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我国发展水平还不高,体制和政策设计上还要尽量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工作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尤其是要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周民良:的确,上述两个方面都值得充分重视。我补充一点,能耗高与环境污染严重对企业和社会的意义不同。能耗高意味着企业需要支付高成本,而环境严重污染意味着社会需要支付高成本。因而,环境污染比能耗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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