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扩:新常态下的增长潜力

  时间:2015-06-1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当前所讲的新常态,主要是指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新常态,发展动力和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过程中,需要通过改革努力争取。

  现在人们在认识上分歧比较大的,与其说是对于潜在增长率高低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于潜在增长力内涵的认识。”在1月10日举行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 2015”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就新常态与中长期增长问题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前要防止两个误区:其一,增长潜力不等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而是需要努力争取才可能实现;其二,努力争取不等于盲目争取或乱争取,还是要遵循客观规律。

  他认为,当前所讲的“新常态”,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张军扩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增速下降到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关于这次增长速度的回落,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看法——这不仅是国内国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不再具备过去高速增长的基本面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论述了新常态的九个方面特征,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到底如何,各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大多数人或者说主流的看法,还是认为我们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相对比较乐观和相对比较悲观的看法。据我的观察,随着去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回落,最近悲观看法的声音有所增强, 有的甚至认为‘十三五’末期经济增速会下降到5%左右。”张军扩认为,增长潜力问题对于把握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非常重要,因此有进一步 探讨的必要。

  他介绍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看法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增长潜力在6%-8%之间。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三方面的研究: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对中国所在发展阶段的判断,对现实情况下所具有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的分析。

  第一方面,关于国际经验。从世界范围来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比如当今的美国、过去的英国,它们的增长主要是靠技术进步。虽然在技术有大突破的情况下会取得相对高的增长,但长期来讲,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两者加起来,一般不会超过2%-4%的增长速度。根据对美国经验的长期研究,其在180年中的经济增长大都在2%-4%之间,有时会低于2%。另一类形态是 后发国家的追赶式增长。这样的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一旦内外各方面的条件比较成熟,内部的体制、政策、战略等比较适应,就会实现非常快的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压缩式增长或者高速增长。这在二战之后非常普遍,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都是属于典型的追赶式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没有这样的增长潜力,核心 的问题取决于后发优势是不是存在。当然,在存在后发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多高的增长,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第二方面,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人均GDP在7000美元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 1/7-1/8。从技术水平看,这些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特别是与历史上和我们处于同等水平的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比起前沿国家还落后20-30年。根据国际经验,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都不是一下子就回落到低速增长状态,而是延续了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中高速或中低速增长。所以,我们的后发优势还存在,追赶型增长不会结束,这是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第三方面,根据我国现实存在的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来分析,后发优势的特点也依然存在。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来看,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 30%的水平。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但我国每年有约700万大学生,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者非常丰富、而且成本相对具有很强优势的特点。在需求方面,不管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潜力都非常大。这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有较大关系,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潜力非常大。关键要看接下 来怎么通过制度创新,为这些潜力的释放创造条件。

  我们还具有其他后发国家所不具有的特殊优势。比如,我们国家非常大,各地差异非常大,后发优势和潜力具有渐次释放的特点,增长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还有我们的制造业优势,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对于技术创新的转化具有很强的支撑力。

  “根据这些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张军扩说。

  中高速增长潜力与现实增长之间的关系

  张军扩说,正确认识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是我们把握走向、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依据,但它不是唯一的依据。

  “我们不仅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力的高低,而且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力的含义——它对我们判断形势、确立目标、制定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也非常重 要。我感觉,现在大家在认识上分歧比较大的,与其说是对于潜在增长力高低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于潜在增长力内涵的认识。”他进而分析说,这其中主要有两个误 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张军扩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增长潜力只是由发展阶段和后发优势大小所决定的一种增长的可能性,这 种可能性只是意味着我们通过努力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而不意味着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更不意味着不通过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

  张军扩通过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世界上有不少处在低收入发展水平的贫困国家,它们的发展潜力应当说也很大,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第二,即使是前面所说的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都是相似的,但最 终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我国台湾地区的增速比较高,在高速增长阶段之后维持了约7%的中高速增长,韩国在5%-6%的水平,日 本则更低一些。也就是说,尽管基本潜力差不多,但由于国内外大环境以及内部体制和战略的影响,实际增长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第三,一些追赶过程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初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却出现了发展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三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充分说 明,增长潜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不会自动或者必然实现,其能否实现和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经济体发展的内外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是否适应环境的变化。

  回到我国的现实,张军扩说,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的面貌因此得到了很大改变,成就非常大。但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过去的发展经验一定适合于今后。发展阶段变了,国内外客观环境变了,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力发生变化,也要求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政策及时做 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从而为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为此,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我认为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张军扩强调,刚才对国际经验的分析也说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我们既可能通过努力,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局面,也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的中低速增长,还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有这样一个说法,新常态要有新状态,不能没状态。以为进入新常态,速度不重要了,可以坐等中高速增长局面来临,这是要不得的,还是要有状态,要通过加倍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不能错失良机。”

  “第二个误区,我们要注意,潜力是要努力争取的,但又不能盲目争取,或者说不能乱争取,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去争取。”张军扩说,不能把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地区都应该争取的速度。

  他认为,中长期的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内全国的增长潜力而言,现实当中,增长会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变化。特别是当前处在“三期叠加”时期,旧的发 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增长动力有待形成,同时还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时期,个别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能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速,这都是正常的。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当立足于实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过分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另外,在“三期叠加”时期分析经济形势,不能把眼光仅盯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更重要的是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否得到改善,矛盾和风险是否得到化解,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态势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于进入新的增长模式下的新常态。为了实现较高的增速,使矛盾进一步积累,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破坏,是 得不偿失的;相反,如果结构优化、矛盾化解、民生改善、新的增长动力形成,即使一时的增长速度低一些,也是好的。

  谈到2015年的经济形势,张军扩说,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等指标的变化情况看,2015年还是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与此同时,除了增速之外的其他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等都在改善。

  “总体看来,我们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一方面,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7%左右的增速仍处在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区 域范围内,在全球来看也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回落是解决发展矛盾、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政策调整的一个结果。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有利于推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结构和效益在改善,风险在释放,总体 也处在可控范围内,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稳定的增长奠定基础。”

  新常态下实现中高速增长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张军扩说,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在要素供给方面继续存在比较优势;第二,投资需求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市场优势;第三,服务业等新业态、新增长点的发展存在巨大潜力;第四,存在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潜力。

  “问题在于,这些领域的潜力释放都需要新的制度环境,需要制度创新。那么,通过改革尽快实现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释放这些方面的潜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增长机遇。”张军扩对如何把握机遇做了具体分析。

  第一个机遇,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虽然我国的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由于政府管制,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的资金成本、物流成本、人员成本等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显得非常弱。这是导致不少企业 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通过加快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提升增长质量和降低成本,我们在要素成本方面所具有的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释放,从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个机遇,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前面讲到,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只要想象一下: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将现有农房按照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的投资?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包括硬化道路、垃圾处理 等基础设施,需要多大的投资?使大气污染、水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又需要多大的投资?但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特点是大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公益性质,而不是像过去的投资那样直接具有商业化的方便。如果能够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 内投资需求的空间,也会进一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个机遇,通过改革,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业态和增长点成长的环境。当前,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也层出不穷,把二者相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商机。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也存在巨大需求。但是,这些产 业的发展面临着监管方式、财税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不适应和制约。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我们也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或者说发展机遇。

  第四个机遇,通过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应该说,创新的潜力极其巨大,但我们的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体制包括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弊端,制约着整个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

  “这些方面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实际上也是一种挑战。此外,新常态下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风险,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否则,这些风险也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发展环境,使得增长不可持续。”张军扩说,实际上,观察国际经验,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是增长失去动力,而是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没能得到保持。

  首先,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 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会成为社会动乱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第二,经济和金融风险将会凸显,这也需要高度防范。“三期叠加”时期,在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很多矛盾和风险,诸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都需要我们尽可能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第三,落入增长陷阱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这一点知易行难,很多发展中国家并非不知道,到了一定程度就要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 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短期内相互交织、相互矛盾。长期看,转方式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有利于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解决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短期内,如果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 大,最终陷入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

  “总之,在新常态下,我们的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必然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张军扩最后总结 说,在当前“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矛盾,化解风险,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增长模式的形成建立体制基础。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