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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辛亥革命带来持久的“变革焦虑症”

  时间:2011-04-15   浏览次数:0

   编者按:“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革命之前:权力恋栈令国人绝望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高姿态曾给国人以希望,可改革派领导死后,急于收权的满族亲贵开倒车,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断送了温和政改之路。

  南方都市报: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失败的百日维新,还是后来半途而废的预备立宪,清廷的顽固保守势力一直是很强的。但在你的新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我们看到,仅仅一两年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大家的态度一下子都变了,从清廷高官到地方商人都纷纷“变脸”支持革命,立宪派也倒向革命,形成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张鸣:对,立宪派是转得最快的。这主要是1911年5月清政府推出了“皇族内阁”(12个内阁成员里面9个都是满族亲贵),还有收回地方路矿权的做法,让大家彻底失望了,对于满人抓权的事实大家都很灰心。

  南都:也就是说,以立宪派为主的国人,本来是对清政府的新政抱有希望的?

  张鸣:对。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国的状况不变不行了,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慈禧太后废了百日维新之后,认为义和团是救命稻草,可以拿来抵御外国的压力。这一下闯出大祸了,义和团公开杀洋人、杀教民、围攻使馆,造成了八国联军之祸。这个教训很惨痛,慈禧也终于明白了不变革不行了。但她在乎的是谁来变,在乎她的权力能不能保持。新政之初,顽固派势力还是很大的,后来就不行了,整个国家的大势都是要往变革的方向走,往西方宪政体制这个方向去变。变革过程中最大的挫折,就是慈禧太后死了,而且她把光绪也带走了,等于一下子两个比较成熟的改革派领导人都没了。如果她晚死几年,大体上立宪就能办成了。满人作为整个集团,统治权是肯定保不住了,早晚得让。但是和平的让,还是在革命中被革掉,这是两回事。问题是慈禧死后,接手政权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等一些不知厉害的满族亲贵,他们太年轻,太莽撞,任性胡为。

  南都:那么当时为什么会让载沣来当摄政王呢?

  张鸣:首先他是小皇帝的父亲。载沣家是醇亲王府,醇亲王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载沣如果从慈禧丈夫的角度来说,是她的亲侄儿,从她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她的亲外甥,这个关系很密切。

  南都:根据史料,载沣是一个比较喜欢现代文明的人,但为什么他做摄政王后主持的立宪却是倒退的?

  张鸣:载沣是喜欢西方文明,也不讨厌立宪,他不是不要变革,但他要抓权,这样就跟立宪的目标根本相违背。所谓立宪,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汉人士绅要通过立宪跟满人分享权力。但载沣觉得江山毕竟是满人的江山,要把权力都抓到满人权贵的手里,不肯跟汉人分享。所以推出“皇族内阁”,而且从地方抓权,把四川民间的路权矿权收归政府,这些都一下子碰到了最要害的东西。

  南都:权力不一直都在满人手里吗?

  张鸣:实际上从太平天国以后,朝廷的实力就从满人手里转移到汉人手里了。当时满人的绿营兵和八旗兵都不行了,最后是汉人官僚地主们自己练兵把清朝给救了,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各地办实业、办工商业、修铁路,全是汉人干的,全国有一大批这样的实力派。慈禧太后强势的时候都不敢收权,你们这帮毛孩子,什么经验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功绩和威望,你就想收权,当然是不行的。所以“皇族内阁”一出来,又收路矿权,清政府就把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给得罪了。立宪派也非常失望,他们看到清廷并没有真正民主立宪的诚意。革命党的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更加深入人心。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武昌起义之前,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还是失败了,当时地方大臣都使劲镇压革命。但是从5月份清廷搞皇族内阁并回收路矿权之后,10月份武昌起义那些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上,很仓促,居然就成了。立宪派以汤化龙为首,完全转过来支持革命,地方官员也不卖命阻止了--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清廷卖命了。

  革命发生:偶然因素导致必然结果

   核心提示:与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众并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武昌起义的爆发,其实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

  南都:武昌起义的主体,新军的构成是怎样的?

  张鸣:1895年,袁世凯就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新建陆军。而大批的新军则是从1904年起,清政府下令各省练新军才出现的。新军完全模仿西方军队的人员配置和部署,比如设置步兵、炮兵、机枪连、骑兵、辎重营、军医、军乐队等等。教官则来自国外,当时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武昌起义的主体是南方的新军,多数是读书人。当时北方的新军袁世凯主要招农民,招那些没有剪辫子的、特别老实的农民,城里人一个不要。但南方的新军招知识分子,招读书人。

  南都:读书人为什么愿意去参军?

  张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改变风气。中国人受列强欺负,觉得自己太文弱了,打不过人家是因为重文轻武,需要重振武风。所以很多读书人,包括秀才都投笔从戎。另一方面,当时新军的待遇也不错,一个月军饷四两二钱银子,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这些读书人多数没有考取功名,只能靠在乡下教书、帮人办事谋生,相比之下,投新军是更好的出路。加上当时南方的新军比较现代化,军营里还有图书馆,像学校似的,士兵们还组织各种读书会、文学社,这样的军队,比较适合读书人。

  南都:革命思想在南方新军里传播,是不是也跟他们读书人的身份有关?

  张鸣:对,有关系。比如北洋军都是一些农民,不太识字,那些宣传革命的书报也传不进来,所以北洋军比较保守。运动新军,是一些有见识的革命党人的主张。有的革命党人直接进去做军官,影响和传播革命。但是革命思想在南方新军里传播,不见得他们都会真的革命,因为这毕竟是造反。武昌起义其实也没有多少新军参加,当时新军在武昌大概有一万人,真正起义的也就两三千人。大部分新军士兵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呆着,很多军官都不参加。他们也不想为清朝卖命,但是也没参加起义,因为局势不明朗。如果当时湖广总督瑞澂多坚持一会儿,到天亮总督府还没拿下,那么命运可能就要转过来了。但问题是他很早就跑了。那人家看大势已去,算了吧。

  南都:历史上很多暴力革命都是民众被逼到快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但你书中之写到:辛亥前夕,中国社会其实是比较稳定的,老百姓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张鸣:是的,当时的政治和民众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很好,但比庚子年之前都要好得多。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前进,科举废了,新学堂遍地开花,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很兴旺,政府财政收入也在增加。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少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造反,它是一个上层革命。

  南都:所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张鸣:对一次造反来说,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所以历史上的造反事件,发动者往往要制造流言蜚语,什么时候要镇压了,马上要挨家挨户杀人了,这样的事情是最容易激发革命的。武昌起义的爆发,也有这样的背景。起义前一个月,革命党人在汉口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暴露了据点。清政府拿到了他们丢下的革命党人名册、武器,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抓了20多个人。之后就有传言说瑞澂要按图索骥把所有革命党都抓了,当时新军军营里有不少革命党,包括一些跟革命党有过交往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写了谁呢?其实瑞澂未必打算追查,但谣言四起,人心不稳,都想不造反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有活路。所以如果按照之前革命党的计划进行,革命还未必能成功。但等到人人自危的时候,一呼百应就成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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