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控制人口不如培养管理大城市的人才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时间:2017-01-01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城市病”也随之而来,人口的不断集聚对特大城市的承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对此,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纷纷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这种做法在城市管理中是否合理?

  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以“中国城镇化的转型与新生”为主题的思客会上表示,想要通过下达行政命令限制人口流动可能是行不通的,我国城市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密度不够,而高密度才能带来集聚效应,有利于社会分工。因此,城市管理者应该注重培养拥有管理高密度区域能力的人才,这之后才能达到实现人口充分迁徙权的条件,才能有不加行政管制的大都市发展。

  以下为周其仁讲话实录,由思客编辑整理:

  现在北京、上海限制人口是一个现实,中国多年来发展城市的方针,就是严格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国有一个空间合理布局的看法,已经很多年了,这套逻辑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为了有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布局,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中国对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以下的城市发展都是鼓励的,但是对特大城市是限制的。我认为这里可以定一个标准,定了以后,人们愿意到哪里住,哪里生活空间的权力就是覆盖掉的。

  第二个后果我认为是重大的后果,因为我们限制大城市,于是就没有培养出拥有很好的管理高密度大城市能力的人。我认为大、中、小不是一个讨论城市的好标准。我观察现在的城市,无论大、中、小,都有共同的缺陷,就是密度不够。真正的挑战是密度高的挑战,是一平方公里有几万人住在里头,但白天有几十万人会进来。这其中怎样建立有效的秩序,怎样处理交通拥堵、污染排放、垃圾等问题都是大问题,而我们现在正缺乏这种管理人才。

  现在,有些官员看到密度就头大,就希望回到低密度的状态去,他不知道聚到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挑战。我跟学生讲,你们一定要在管理密度上涨本事,如果有这个本事,将来才能大有作为。

  上海也限定城市人口数量,但浦东临港工业区没有限定,如果一限定,就很难建设起来。看看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其他的地方人均收入差多少,这个差距就会吸引人来,因为人往高处走。这些人不是下道命令,就会迁移过来的。

  我的看法是,过去多年的城市建设方针认为可以通过下命令限制人口流动,是有一定问题的。如果是一个首都办公区,用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这么大的国家总有各国首脑来访问,为了防止城市拥堵造成的不便,可以建一个“特区”,代表国家对外办公,让这个区域密度不要那么高。但对于已经积累了2000余万人的北京城区,仅靠疏解治理外来人口难度较大。

  中国人管理密度较高的经济社会活动到底有没有可能?我认为中国还有空间可以提供很好的机会来培养优秀的,能够管理高密度区域的人才。

  上海的静安区,只有7.6平方公里,夜间人口达到一平方公里3.3万人,我对照了一下曼哈顿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是3.2万人。而静安区晚上是3.3万人,白天当然还有很多人进来,比如上班、旅游、观光、购物的人群,数字会更高,但静安区管理得井井有条。

  承载力不但是自然的指标,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如果对于高密度地区的管理没有培养和练习的过程,对每个市长来说真的是很挠头。怎么把规划做好?怎么把管理高密度区域的人才培养出来?大概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达到实现人口充分的迁徙权的条件,才能有不加行政管制的大都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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