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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就是把不合法的经济合法化

作者:周其仁  时间:2013-09-05   浏览次数:0

  【编者按】9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携新书做客腾讯思享会,“我下乡十年,又回城上大学,在80年代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作为大学生到农村调查、研究城乡、了解改革,就这样卷进了改革过程”。周其仁认为改革有两个:第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吸纳到法治的框架中。改革的逻辑即把不合法的经济合法化。以下为文字实录:

  谢谢各位,先简单的讲讲我的两本书:《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生在上海,算是一个城市人,下乡到黑龙江靠近俄罗斯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呆了十年;恢复高考后考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做的是农村调查工作,在中央农村政治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差不多十年。然后有一个出国留学机会,那是在美国城乡之间的一个地方;回来后在北大教书,做了很多农村调查。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是:城不乡,乡不城,对城乡关系中很多现象有一些观察,对经济学理论、制度对人的影响有很多思考,如此就积累了一些材料。

  我1978年上大学,相信我们那个年代学经济、社会科学都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在国内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工作,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乡村经济》,然后在哈佛写的《乡土中国》,非常短的文章但写得非常好,帮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很多启发。我们现在跟费老的时代有很大变化,主要是城乡比例发生重要变化。我上大学时,中国城镇化率,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只有20%,所以我当大学生时一讲中国国情就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当时不是13亿中国人,而是10亿中国人。到2012年数据有了变化,现在城镇常住人口有51%。从20%到51%发生了很大变化,某种程度乡土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在中国经济中的地方、作用给农村的人提供很多机会,同时发生了很多故事,发生的很多有体制不适应的地方,要调整要变革。还有大家在观念上对同一个问题看法不同,里面既有不同利益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土地问题,土地看起来是一种生产资料,可实际到利害观念、体制问题仍蛮麻烦。我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梳理,每个礼拜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一篇专栏(2000—3000千字),不是严格的著作,而是为研究做一些准备,把一些资料汇拢起来,把一些看法先记录下来,同时参考一些不同看法,就有了这本文集。

  城乡之间很多问题涉及到改革,正好跟我的经历有关联,我回到北京念书后我在人民大学的经济系,正值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遇到农村发生变革,有很多人跑到农村做调查带回很多新情况,引起我们过去下过乡、又上学的这批年轻人的高度注意,于是到农村调查,了解改革的进展,就这样就卷进了改革过程。

  中国改革说起来蛮难,前一段时间在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时我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央计划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1958年之前有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因素,农民可以跑来跑去,并没有严格户口。50年代中期后开始严格起来,1958—1978年形成体制,改的话现在已经改了35年。为什么这么难改?现在的一个看法是既得利益太厉害。这个解释当然是对的,因为经济制度就是一套比赛规则,比赛规则有输有赢,赢的人不肯退出去也好理解,但为何这么难?因为所有改革都是游戏规则的调整,都会触动既得利益,所以我们的既得利益有特别严重的地方。过去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词,反映了多代人的理想,这个词往上一包很多问题讨论起来就比较困难,很容易碰到“社会主义”,不能碰就只好停,不是在经验基础上推进改革的过程。我认为改革要放到经验基础上,分析利弊,怎么解决,通过法治手段,通过修订法律形成新的法律,废除不好的法律,用这个方法推进改革。

  改革很难,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很麻烦:一个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很现实的事,某种程度比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80年代的情况很严重,2.5亿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是我上大学开始研究农村的基本情况,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就300多块钱,1958年以来,一年平均一人提高一块钱。那时候贫穷比较严重,但就社会矛盾而言,今天比那时严重,拆房子、强征土地在当年没有。我们改革了、开放了,国力增加了,经济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踏实,所以不改很多社会矛盾解决不了。例如,土地问题没有做好就是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发展,几方面利益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所以不改不行,不改就有很多社会矛盾。现在很多新闻就有很大的刺激性,如贪腐现象,最近几个大案刘志军、薄熙来在正常工作中几百万、几千万就没了,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就没了,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最激进的人不是我们这代人了,而是更年轻的人。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因为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的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老不能跟他们忆苦思甜。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房价问题,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不改也不行。

  再是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到处都有。如城市中有白车还有黑车,黑车是不挂牌一样打的;我们有小产权房;户籍中有黑户,很多孩子生下来就要被罚十万多,孩子长大了,你看一个人觉得挺正常的,结果一问,他说被罚了十几万块钱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这有两个关键:一是守法,二是法要合理且容易执行。这两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很难做到,干脆就在法外。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难解决。

  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从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改革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拱开,比如包产到户最早不是北京写一个文件包产到户,安徽农民觉得以前那个办法不合适,多劳不多得,所以包产到户,但在当时不合法,这些农民签了一个协议:一旦完全暴露,队长若被抓起来,大家轮流给他送饭。这是改革的第一个组成内容,用过去的语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会拱,不会善罢甘休,这个东西天天在发生,每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因为要在稳定的预期下才能比较协调,今年这么做,明年可以这么做,后年也可以这么做,然后可以稳定。所以改革一方面有第一线各种各样的自发活动,比如基层遇到冲击了总要找一条路,但需要政策制定方面、法律制定方面将其吸纳、上升为政策和法律,变成大家可以预期的制度框架,这个路就慢慢走上去了。这是我对改革逻辑的大体理解,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结束,包括底下很多非法现象,当年包产到户是非法的,最早进行民营企业也是非法的;行还是不行,承认还是承认是当时很大的纠结性问题。“傻子”瓜子雇人炒瓜子时,案子要报到邓小平那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民营经济炒瓜子。底下已经开始炒了,因为市场有需要,但是否合法?所以我认为改革有两个:第一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吸纳到政策、法律制定过程中,即制度化,这是改革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有两面:第一,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改革因素、改革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今天的吸纳能力还不够,因为意见分歧,因为里面的利益平衡遇到困难,很多事情有自发活动却没有被制度化,要适当加快过程。第二,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在制定政策、制立法律时需要有广阔视野,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它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元素都要有,没有这些元素把这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这会很混乱。总的来说第二个过程比较慢,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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