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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

  时间:2013-04-11

  “未来五年,中国的改革主题和中心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3 月17 日全国“两会”结束之际,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独家对话《中国民商》,解读和分析未来五年乃至十年,中国改革的议题、改革的重点和改革的路径。

  “公正”将成为未来改革主要议题

  《中国民商》:您为什么说,未来5 到10 年,中国改革主题和议题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竹立家: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我国改革话语体系是实现我国社会现代的关键环节。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改革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贫困,这个问题基本已经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完成。未来五到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改革的主题将转变为解决社会的公正性问题,就是要真正实现公正的平等,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向全世界展示在新时期新阶段、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新现实”。

  中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改革的不确定性、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如果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在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改革没有大的突破,特别是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发展进程和权力制约方面没有突破,中国的发展前途堪忧。

  《中国民商》:应该如何理解重构“以公正为核心的改革话语体系”?

  竹立家:这里面,要确定人民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重申个人基本权利,像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政治发展来讲,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实现这五个基本权利。在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强调要真正的体现老百姓的这五个权力。如果老百姓的权力实现不了,就很难对公共权力形成有效制约,就很难遏制公共权力的腐败,很难使公共权力成为以人民为主体的权力,就很难实现老百姓在权力机构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就很难谈得上真正意义的民主与民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国民商》:作为在2006 年最早提出限制“三公消费”的学者,您对李克强总理代表本届政府的“约法三章”,有何感受?您认为“约法三章”怎样落到实处?

  竹立家:“三公消费”其实就是特权腐败。

  我个人认为,中国反腐既要有战略层面的改革,又要有操作层面和务实性的改革,操作层面的改革就是限制“三公消费”,政府行政成本过高、过大,官本位思想过重,腐败行为严重,对政府的威信伤害非常大。

  “约法三章”要落到实处,就必须重视政府自身治理结构。要认识到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权力不能腐败,权力要真正负起责任来,就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三个责任: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负责的前提是依法行政、依法治政、依法治官。

  《中国民商》:从目前来看,中共和新一届政府反腐决心很大也非常坚定,在您看来,未来几年,反腐路径是否更加明确?

  竹立家:治标更要治本。中央最近强调,要加强国家反腐败立法,从而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 反腐败要进入法治轨道,通过制度来反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反腐败斗争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离开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反腐败行之不远。这其中的深意,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把权力真正变成人民的权力,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大部制”改革实质是“有效分权”

  《中国民商》:从1982 年到这次机构改革为止,我国一共进行了7 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是每五年一次。这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比以往的6 次行政体制改革更为强调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在您看来“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竹立家:“大部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有效分权”。把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公共事务转移和下放,政府机构只做自己应该做的,像监管、规划、政策制定等。

  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根本目的并不是简单的撤并机构、裁减人员、大幅度减少政府机构与人员的数量,也不是单一地追求降低政府运营成本,而是要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价值明确、适应发展要求的“责权一致”的政府,使政府具有“现代政府”的基本品质,提高政府的效率与效能,达到重构政府价值的目的。因此,这次改革的实质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强化机构改革的“软件”改革。

  《中国民商》:您认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何在?

  竹立家: 首先,行政上的分权,是指在政府机构内部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在政府机构内部形成三种“运行机制”,即“绩效评估机制、责任机制、奖惩机制”。

  再次,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实现“有效分权”

  其含义有三点:一是在政府内部划分各级各类政府机构职能之间的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正确区分政策性机构与执行性机构的不同职能;二是权力下放,即尽量把上一级政府的权力向更贴近服务对象的下一级政府下放,减少行政审批的程序和事项;三是权力转移,即政府权力向社会、企业甚至个人转移,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的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真正使政府职能转变落到实处。

  而政府权力的转移和下放,不但可以降低政府的管理幅度和难度,还可以提高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能,而这正是我们进行“大部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和价值追求。

  总之,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而要实现“转变政府职能”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化政府内部权力配置改革,形成行政体制内部的分权结构,形成合理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实现有效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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