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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时间:2013-11-11

  大家晚上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主要是研究政治学或者公共管理学的,最近这十年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到上海来我是诚惶诚恐的,因为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都是我们思想文化的重镇,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所以在诸位面前就有点诚惶诚恐,如果一些观点不对,请大家包涵。

  我今天想讲的是,十八大以后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今年11月份开三中全会时,十八大就满一年了。我重点讲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的准确性,因为对现实把握的准确性是我们制订未来改革蓝图、探索未来改革路径的一个关键基础。如果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不是很准确,我们在理论研究、在改革进程方面,把现实系统地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的改革可能就不会取得成功。所以今天我重点就讲转型。我的观点是,现在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我在好多地方也讲过,中国改革不确定性的增强是一个总的特点。现在在北京,有一些学者不承认,包括有一些领导不让提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两个层面来看,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改革路径,必须把重点立足于风险社会这个现实;那么未来十年的改革,必须下决心消除社会风险,给老百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关于风险社会,我写过很多文章,在这45分钟的时间里,我简单地给大家概述一下。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风险社会,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现在中国基本上到了一个社会结构全面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是我的一个结论。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说中国出现社会结构性紧张?主要就是社会的深层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种对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我们进行好多精神操练,包括所谓的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教育等等,都是力图化解我们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利益结构紧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地讲,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已经使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就体现在社会利益的尖锐对立。《纽约时报》有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出严重到什么程度,2011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对中国的调查,说中国社会2000年财富分配二八开,2011年社会财富一九开。换句话说,10%的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这10%的人里面,有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或者亲属,他们有好多数据在支持;还有5.5%是在海外或者港澳台有亲属的那些人;还有4.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这就是中国财富的构成。所以前两年在北京,专家学者,尤其经济界一些专家,强调说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纽约时报》所讲的那个样子,但他们也拿不出数据,所以大量的在报纸杂志新闻舆论上,强调中产阶级,说中国已经形成中产阶级。这个观点我不赞同,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踪影。我是中产阶级吗?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的话,我想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是。

  前两天统战部开会,找几个专家,研究社会的一致性或者多样性问题,讨论怎么样来保持社会的一致性。我在会上就讲,我说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多层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文明或者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你现在要把它搞成一致性,回到传统社会,一是不可能,二是与整个文明发展态势不符合。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是多样性下的和谐,而不是一致性。其中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补充我的数据,他说现在中国的人均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35%左右,1500元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51%,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占一多半,就是说,仅够温饱的穷人占一多半。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不应该的。现在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让提,但是吴敬琏老师讲,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这个结论是有数字根据的。所以中国社会现在最根本的一个社会结构性紧张,表现在利益结构紧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现在我们的文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过去我们处在一个熟人的社会,我们价值观、行为规范、习惯等等是传统那一套,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传统给我们的价值、制度,包括习惯、文化。现在我们都是处在陌生人的社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来形成自己的一些行为规则、信仰、价值、习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失去精神家园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目标。西方在60、70年代,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中国现在真正到了文化结构的紧张,我们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回不去,资本主义文化又不愿意接受,那么我们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自己说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可能每个人觉得自己很明确,我需要钱、需要权、需要什么,但是在真正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间,在现实中间,我们往往是每天昏昏沉沉的。我们的精神折磨,我们的精神操练,我们的精神失落,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文化结构紧张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据你们上海一些机构的调查,也有北京、中科院研究所的调查,说2011年,中国有轻微心理疾病的人大约有1.3亿左右,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1个。这半年,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社会危机在大规模地向个人危机传导,社会危机作为一种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正在向个人危机传导,你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件,就是说,这种转化现在正在逐步完成。最近半年多你们可以看到无差别杀人案、挖小孩眼睛案、把孩子摔死案等等稀奇古怪的案件,就是个人心理不正常,所以现在这些案件非常多。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选择一种什么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文化工作会议,本来要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吵得一塌糊涂,半年没有吵出来,结果就没有上去。这次十八大,好不容易上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24个字。我说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很简单,就8个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都知道。你一下子搞那么多,我们都记不过来,不用说普通老百姓。资本主义说的很简单,就是搞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制度。我们社会主义搞什么,两句话跟老百姓讲的清楚吗?讲不清楚。所以说,文化结构的紧张,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信任度、诚信度会大幅度下降,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现在社会不安全感是每个人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没有底,谁都靠不住,不知道该靠谁,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现在离婚率大幅度上升,2011年我们的统计结果是,登记离婚的409万对,登记结婚的是319万对,登记离婚的首次超过登记结婚的,爱人靠不住了,尤其在上海和北京,我估计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孩子靠不住,坑爹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情人靠不住,2011年6月份,网上大规模讨论情人反腐,说中国的反腐案件64%是情人揭发出来的,网民议论说要走情人反腐路线。中纪委赶紧出来辟谣,说反腐工作主要还是我们做的,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文化这个问题,虽然是软东西,但不能小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失去精神家园,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应该固守的文化家园。这是第二个结构性紧张,文化结构紧张。

  第三个结构性紧张,价值结构性紧张。现在我们宣扬社会主义价值,包括这半年多来,基本上是价值空置,制度空转。我们想搞社会主义价值的一致性,但是事实上,这种一致性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远的。现在我们有一批相当有学问的一大批学者在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不成型的。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又搞出意识形态。我从2010年开始,在网上一直在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来他们还是用我这个概念了。前两年我在学习时报、人民论坛、中国改革上一直发文,谈“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你们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转载率非常高。我说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给我们一种价值。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概和资本主义概念是一起诞生的,所以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不论从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斯大林,斯大林也说社会主义民主,都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在社会现实结构中,这种价值没有落实到实践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看我写了很多文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里面,排第一位的是自由,所以他们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叫自由民主社会。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排第一位的是公正,因此我们叫公正社会主义,或者公正民主的社会。关于价值的问题,也是一个软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到今天,社会转型期需要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出现了混乱。现在很多人跟我讲,看不懂,我们下一步该往哪走?好多人说,左啊,右啊,中啊,还怎么走啊?包括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把某一个领导人的言行,作为我们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价值走向的一个标准。所以最近在网上看,关于某某人是左啊右啊之类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对当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把握上没有到位。因为价值结构紧张,我们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不懂了。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未来十年的改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那么中国的改革前景堪忧,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真的,思想是先导。

  最后一个是制度结构的紧张。现在我们的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种制度的结构性紧张。改革30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政治体系上有很大的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改革。我们从计划变到市场,这是很大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带来了富裕,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所沿用的这种体制,始终变化不大。比如说,我们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连任12届了,就是明显的代表。前两年我有一个同学当上人大代表了,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大代表?他说,我代表天津。我说,你是北京人,怎么代表天津呢?他说,他们给我划到天津选区去了。我说,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天津人民?完全是指定的,包括政协委员,都是指定的。现在我们这种体制,政府权力完全处于失控状态,所以一直到村,村长,村委书记,镇长,镇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我们对他们的控制是一个失控状态。为什么?山高皇帝远,基本上对它没有制约。谁来制约?人大政协。但是当地的人大政协几乎不起作用,因为我在县里干过,我知道。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叫上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陪我们吃饭去。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点儿权没有。他们本来是监督我们的,结果他们是跟着我们,这是普遍现象。

  下一步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我在很多地方讲,你们可以看我的文章,这两年我一直强调,必须要下决心对政治行政体制做出制度上的变动,使这种变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变动主要是权力结构的,要下决心。我们说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就是公共资源和价值重新分配的一种改革。公共资源和价值再分配,说穿了,就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或者权力结构的改革。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实现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就没有到位,我们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就没有实现。尽管我们现在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但是现在笼子缝隙太大,几乎关不住。

  我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就是强调我们出现了社会结构性紧张,或者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已经出现了,而且正在强化。这四个矛盾,就是利益结构、文化结构、价值结构、制度结构。我们下一步改革要改什么?我说要从这四个结构性紧张入手。比如说,社会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改革,酝酿了两三年,起草了好几个文稿了,到现在出不来。为什么?几乎所有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和没有改差不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制度性、关键性的制度改革,动不了。所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在现实中的四个重大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它的威信在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大幅度下降。温家宝总理在的时候,我也讲过,现在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这种现象到现在没什么改变,你说你的,我下面该做我的,照做不误,几乎任何政策出台很难达到我们政策所预想的目的和目标。所以说,政府威信下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我们搞的所有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可能能起到一定效果,也是为了纠正这种政府威信下降的现象,但是据我观察,现在效果很差。三公消费到现在几乎没有下降。中国的职务消费如果把隐形的,预算内的和预算外的加起来,是世界上官员职务消费最高的。三公消费还不属于职务消费范围内,还是普遍性的,所有公务员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想抓政府自身的建设这一块,但是现在看来,不从制度上着手,仅进行精神操练很难。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忘记这一点,那么我们任何的精神操练,可能都不会有实际效果。现在我们的改革和时间赛跑,2013年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时间窗口。2013年就快要过去了,本来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政府,原来我的估计或者公众的预期,认为有两年或者三年左右,可以给我们改革空间,现在看来不到一年,就快过去了。因为我经常下去搞调研,我经常和人聊天,不论朋友、老百姓还是干部,感到这个时间窗口在逐渐过去。2013年,特别是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必须要出台一些振奋民心的改革措施。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预期很高,如果重要的改革措施没有出现,这对社会的信心确实是很大的打击。所以第一点,就要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威信下降。政府作为社会控制和治理的主要力量,你的威信下降,你说的话还有人听吗,你还有权威吗?如果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失序了。这第一个失序,就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

  第二点,现在公共机构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在不是说某一个部门不负责任,现在公共机构基本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比如说,我们食品卫生监督局,从局长,副局长,司长,处长,有40、50个人腐败了,那么我们药品还能安全吗?肯定不安全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食品药品监督局,他层层把关,一个新药,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不是经过10000次临床实验、配方如何、原料如何,他非常认真地检验,然后才盖这个章,允许你生产。中国药监局长腐败了,司长腐败了,处长腐败了,你给我钱,我盖章合格。所以你看,去年中国人打吊瓶打了100亿瓶,有10万人被吊瓶打死了。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是自找的,有点感冒就打吊瓶,我说是我们的吊瓶有问题,所以不要多吃药,有病扛扛就过去了。现在我们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各种安全事故非常多,为什么?政府部门几乎不负责任。比如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就讲,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上的交警,发现超载他就罚款,本来能不能制止住?可以制止住。你发现超载,让他卸货就行了,下次他就不超载了;咱们交警不这样干,罚款,司机都形成概念了,只要交罚款,准备几百块钱,我就可以超载。2011年,光罚款,交警这个部门就多收了四千亿人民币,他们反正是单位也拿了,个人也拿了,大家都有好处,但就是超载治理不了。为什么?他不想治理,本来在全世界都一样,卸货,罚款,下次他就老老实实。包括质检,为什么现在食品不安全?每个工厂、车间里,都有质监员,他盖章,合格。我们现在好多工厂里的质监员,你给他两瓶酒、三条烟,就合格,他才不管你合格不合格,你只要给钱。防疫局检疫的,每天都有到餐馆里,他不检疫,你给钱、给烟、给酒,卫生合格,完了。现在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光拿钱不干活。

  像我们的城管,北京在说城管问题,我说取消城管,你按照美国、日本、韩国,都是警察在管,哪有城管?我们有个问题,就成立一个机构,北京又在琢磨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跟我说了,我说赶紧打住。政府管理本来就是九龙治水,不可能是一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是对的。比如说老鼠谁来管?他在餐馆里,就是防疫局管;跑到楼道里面,就是住监局管;跑到大街上,就是交警管。不能说老鼠归谁管,谁都不该管,谁都该管,看你在哪里。

  我们需要中国的政府部门进行机构改革,你们看我写的很多文章,我还是赞成大部制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层面的好多人,对大部制的理解错了,以为机构越少越好,错了。我说你看美国,政治性的机构、内阁部门,就15、16个。但是美国的二级机构,就是局,像我们质监局、药监局,还有独立机构、半独立机构有三千个,归联邦政府的。中国有多少?中国只有100多个,200个,差得很远。所以说,现在中国具体承担公共服务的部门非常薄弱,大部制改革基本上又泡汤了。为什么?改不下去。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进步,老百姓需要的服务越来越多,首先政府的机构得够数,人员得够数,现在中国机构不够数,人员不够数,所以中国公共服务越来越混乱。好多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它提供不上去,为什么?缺机构,缺人员。我跟他们讲,我说大部制主要是一级机构,政治性机构裁减,首先裁减发改委,不需要了。

  二级机构要加强,就是具体提供承担公共服务的要加强。但是现在我们恰恰相反,所以下面不知道该怎么搞,理念不是很清楚,包括中国公务员多了还是少了。有时候我和吴敬琏老先生开会时辩论,他说中国公务员汉朝多少、唐朝多少、哪里多少,现在加了多少,越来越多了。我说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随着文明的进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了,公务员当然越来越多了,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退步了。汉朝那是什么社会?汉朝一个县令干两件事,一个是断官司,一般老百姓不去,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有钱别进来,断官司很轻松;第二个就是收费。现在县委干什么?多了,教育、医疗、卫生、道路、扶贫,农业,当然需要公务员多了。那时候一个县令,带十几个衙吏,基本上把事情办妥了,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呢?不是说中国公务员多了。美国3亿多人,有2800万公务员,中国现在13亿人,有多少政府雇员呢?大约是5000万左右。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公务员少多了。美国每年的政府行政支出这一块,行政事业费这一块,大约占财政支出9.9%。中国这些年连续在20%以上,从2008年到现在。日本是2.8%,我们整天骂人家小日本,但人家政府效率非常高,它的行政事业费只占财政支出2.8%,是世界上最低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每百个劳动力里只有6个人在政府机构工作,日本是11个,新加坡是9个,美国15.5个,欧盟平均20个,中国是最低的。

  为什么我们行政事业费那么高?官多,花费太多。美国一个市基本上是一个市长,如果市稍微大一点,有一个市长助理,完了。它就一个政府办公室,也没有车,自己开车上班去,几乎没什么成本。而中国一个县,四十几个处级以上干部,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县长,县委书记两三个,人大有七、八个,政协七、八个,还有纪委。反正县级干部,平均我算了一下,四十多个,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秘书。花费多少? 90年代我在满洲里挂职,回来以后,我们老院长跟我聊天说,“你可比我强多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看我快60岁了,部长,一个月才6千块钱,你看你有4千块了,咱们差2千块,你说合理吗?”我说,“院长,这么说的话,我跟你细算,包括每年政府供我的钱、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费用。我的办公室是18平米,的办公室是80平米。我骑自行车上班,你有一个60万块钱的车,有一个司机,有一个秘书,你这个成本多少?还不说看不见的,光表面上看,尤其是尊严,你看谁见你都点头哈腰,见我理都不理。”官本位的国家,行政成本太高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公共服务,未来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期,如果说,我们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平等、教育平等,在未来十年没有一个明显进展,中国社会崩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次他们让我写一下我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些什么期望,我说是政府自身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在政治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否则我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将是社会的一个祸害。中国未来如果搞不好,还是政府问题,政府不出问题,中国社会就不出问题;政府一旦出问题,中国社会就出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官德决定民德,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如果说,我们官员都不负责任了,都不讲道德了,都贪污腐败了,这个社会就基本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理论的不在状态,现实的不在场。现在我们理论不在状态,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前两天我在中央党校开会,我就跟他们讲,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工具是什么,你们这么多教授,有没有?没有,说不清楚。我说马恩时期,我们理论一本一本的,资本论,意识形态;到毛泽东时期,还是一篇一篇的,老三篇;现在我们理论变成一句一句的了。我说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一句一句变成一篇一篇的,然后变成一本一本的。现在说社会主义没有发言权,没有说服力,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太薄了,不在状态。你在网上看,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人,是用真理性语言在讲话,其他人都在对真理性语言进行解释,几乎没有思想,学术界没有思想、没有想法,领导人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我在描述一个事实。你在西方国家,在写思想史的时候,都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斯、凯恩斯、罗尔斯的思想,都是这些思想家。资本主义,他们的领导人没有思想,他不看书,他有什么思想?所以撒切尔夫人讲,我是哈耶克的信徒,我崇拜哈耶克,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按他的思想改。思想是学者的事,你执政者又思想,又执政,又干这个,又干那个,大家搞得很糊涂。前两天开会,我说你现在这个中国梦,我倒不反对,就是它和这个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或者和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关系啊?你不能改革开放30年,三种理论都去掉,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东西,它是否包含前面那些理论在内,它和前面那些理论什么关系,你得说清楚,光就梦研究梦,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像小平所讲的,解放思想很重要。我在很多地方讲,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我们现在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的问题。我说我们前三十年,78年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改革,是因为我们开放了,才有了改革的路子。下一步我们要研究的开放的问题。上海你们想搞自贸区,想让上海的自贸区撬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开玩笑,不可能。城镇化搞了半天,反对声一片,不了了之。现在自贸区的推出,又是一个宣传点,卖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提一下,但是20、30平方公里能撬动这么大一个国家吗?对经济机构改革有什么贡献?我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研究。所以说,理论不在状态,环顾左右而言它,不关注现实,就离现实很远,自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找卖点,找热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理论不在状态,是我们进入风险社会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实事求是,来研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在理论上,调唱得再高,再动听,都对现实没有意义,都不会促进现实的改革和发展。

  接着就是现实的不在场,没有出席,我们说得很热闹,现实没有出席,我们就是空中楼阁,瞎谈。有一次在中央党校开会的时候,我讲,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三个不能低估:第一个,不能低估官员的贪腐程度;第二个,不能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第三个,不能低估群众的愚昧程度。现在学者是系统的堕落,不是某一点堕落。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左派大约15%左右,疯的不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回到文革,要回到那里去;还有15%左右的是右派,就是从西方系统地搬回一些东西,就是照葫芦画瓢;还有70%,大多数的是依附派,就是解释文件。对中央一个报告、领导人的一个讲话,他们系统地大规模地解释,到处做辅导报告,你们可能也没有少请他们,瞎讲一通,系统地把现实排除在外。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术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学者怎么就不出思想呢?我说社会主义60年了,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学者的理论被这个社会所认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看西方,系统地出思想家,包括二战以后的一大批思想家。我们没有,几乎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学者,基本上把现实系统地排除在外,而按照上面说的在演绎,在解释,这是毁灭了这个国家,毁灭了社会主义,毁灭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包括宪法、宪法价值、宪法原则,现在学术界又在讨论,这段时间还很激烈。宪政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中国学者都搞不清楚。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不说自己是一个宪制国家,几乎很少国家敢否认。包括萨达姆都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萨达姆下台半年前,伊拉克还举行选举。包括卡札菲,狂人,还尊重宪法。现在中国搞不懂了,好多人说,宪政是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只要有点政治学常识的都知道,宪政就是对权力形成制约,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是需要受到制约的,就这么简单,没什么高深的学问。为什么都不懂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没有概念框架,分析框架,中国社会主义没有概念工具。而资本主义有一个概念工具箱,像宪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乱七八糟搞了很多,有一箱子工具,随时可以在现实里面用。我们现在所用的分析社会现实的概念工具,基本都是资本主义的,我们挑着用。觉得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就用一用。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政府改革,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工具。小政府、大社会,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私有化,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经济贸易自由化,谁的概念?新自由主义的概念。社会治理,谁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概念。公共服务、二次梦想,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概念工具箱里有没有工具来概括中国现实?没有。我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箱里面,挑我们觉得顺手的,觉得顺眼的工具,我们拿过来;不顺眼的,就置之不顾。我们学者研究问题,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已经去世100多年快200年了,我们得创造一些概念工具吧?没有。中国变化这么大,社会主义变化这么大,没有。所以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进入风险社会最大的问题,我们要确定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理论必须在状态,现实必须到场,但是恰恰我们这两样都不行,不要不承认。

  中华民族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一次大的观念性革命。你们都知道,西方的发展道路非常明显,是从宗教改革,改革观念,把上帝换成人,人是主体,解放思想、解放观念是第一步。第二步,制度结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就很明显地提出人权、自由、民主。第三步才是经济发展,就是1886年,到1914年,这是西方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30年黄金时期。他们的发展路线很清楚,首先是观念革命,其次是制度革命,再后来是经济革命。所以西方的路径发展非常明确。

  中国的发展,晚清的时候,先是洋务运动,中国人为什么不如西方人,打不过西方人?我的工具不行,武器不行,怎么办?洋务运动。搞了多少年,和日本打了一仗,和八国联军打了一仗,不行,武器也不行。后来开始搞改良,搞宪政,到1905年慈禧派人到西方考察,要搞宪政。还没有来得及搞,孙中山等不及了,革命,所以政治革命,制度革命也搞了半拉子,没有搞完。而后才是思想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制度革命和观念革命,都是半拉子工程,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中国人的灵魂、精神状态、基本的价值,还是封建社会形成的那套心理结构,没有变。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都愿意顺从。这是鲁迅讲的,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坐稳了奴隶地位的人,另一种就是求奴隶地位而不可得的人,所以中国社会始终是老百姓连奴隶都不如,官员坐稳了奴隶地位,当官是奴才,老百姓连奴才都混不上,这就我们的问题。所以从思想深处,从历史深处,从文化深处,从制度深处来看,中国需要一次革命,需要一次观念革命,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可惜啊,我们在封建染缸了染了两千多年,民国以后,讲意识统治,也是专制统治;文革前30年,我们也是以一致性为标志的一种社会。你们都知道,文革期间基本上是控制思想而不是解放思想的。那时中国人一致性到什么程度?年纪大的都比较清楚,文革时候,我们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以后,请示一下,唱一首东方红;晚上汇报的时候,唱一首国际歌。早上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很好;晚上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七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不对,大家都说好。这就是我们中国,统一思想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到了一个必须观念解放、观念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还是强调开放比改革更重要。我们说改革开放,这是两个方面,改革是一个方面,开放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没有开放,改革就不会继续下去,也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观念革命,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但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完成,给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治理国家的经验,先进的政治经验。我们必须取消服从心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我们必须要做主人,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未来。如果说我们大家都不负责任,都过一天算一天,都顺从,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和传统一样,过了几十年,有一个动乱,然后打破,然后再重新建构,重新打破,重新建构,恶性循环。我们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你们都知道金融危机,你们上海最能体会,财富的东西可以形势一变,一夜之间你就变成穷人了。所以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三个标志。

  第四个,最后一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四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的崛起。特别是80后、90后,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这代人往往没有学会理性思考,我们实际上都是顺从型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单位靠领导。我们从来没有理性地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来决策什么东西,自己来选择什么东西。但是80后、90后,他们主体意识的崛起,在于他们首先学会了理性思考,学会了自我选择,无论我们现在这代人对他们怎么看,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想法,起码认识到: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作主,我自己的问题,我可以思考。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基础。可以说,80后、90后,将来会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是我们这代不可想象的,或许我们看不到,但是30年、40年、50年以后,这代人在主宰中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国人对社会对人生对价值的认知,有一个很高的层面。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的控制、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因为每个人都思考的时候,他就会理性选择,政府控制的难度可能就加大;但是同时呢,它有可能把我们这个民族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境界,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速度更快一些。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过去的10年,是我们民族在思想上、在个体意识确立上、在主体意识确立上,最快的10年。这10年,对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社会向正向发展,向好的方向发展,向有尊严有人格的方向发展,向幸福的方向发展,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如果说,人没有主体意识,没有个体意识,那么人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人的尊严就是一句空话,人过人的生活,也是一句空话。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作为双刃剑,它正面的能量更大一些,但是它同时也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未来的10年、20年,中国社会的治理和控制,由于主体意识的崛起,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或者困境,但是看我们怎么处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紧张,及其表现出来的四个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的表征,表明我们转型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转型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实,只有承认现实,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能制定出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改革措施,我们才能选择一些真正能振奋民心的改革措施和路径,那么中华民族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由于时间关系,只有45分钟,我只能讲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乔依德:刚才竹教授以比较生动的语言,对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下面就是大家提问的时间,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夏善晨:竹教授到底北京来的,思想比我们解放。但是在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你讲的很多我很同意,但是有些内容,我想和你商榷。你提到中国官员的人,我们的数字是6千万,你是5千万,当然这个数据不重要。关键要有一个数据来证明,就是中国用多少人养活一个官员。中国的负担相较国际上来讲是高的,我们大概24个人养活一个官员,日本大概是0.9,这样计算来讲,中国老百姓要承受官员的负担是比较累的,需要改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提到在改革过程当中,有文化的问题,以四个表现来讲,那么这四个表现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我有办法去把它控制住,是否掩盖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机?你现在看到的第四个现象,特别悖论,你既承认那是不可避免的人格的发展,同时你又说是一个危机,如果是危机,我就要去克服它,但克服了以后,它又被打压了,那有什么好处?我看不清楚你的理论。这是第二个问题。

  竹立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打压。我说主体意识的崛起,可能带来社会风险,是说我们现在对这种管理方式或者控制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向民主化这个方向改变。并不是说要打压下去,更加专制,不是这样。我们要引领这种形势,改变管理方式,要通过民主化的方式。第二个,你说的也对。但是总的来说,有个很简单的数字,中国吃公家饭的,或者吃财政饭的,和美国相比,美国2800万,中国就是5000万。事实上,中国现在公务员是8835万左右,算上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改革以后还不到5000万。所以说,中国比美国多一半,但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再一个,以劳动力的供应数来看,每百个劳动力里面,中国政府部门雇佣6个,美国15.5个,欧美是20个。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呼吁,现在就业难,就应扩大政府雇佣,这是一个方向,政府部门不是当官的,是为公共服务的这些人。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吗?

  黄庆:我想问一下。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个改革是不是成功。因为你之前在满洲里市做市长助理,现在也和官员接触比较多,从你的亲身经验来看,这个改革的阻力现在到底有多大?

  竹立家:前两年人民日报讲,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重要阻力,这是人民日报讲的,不是我讲的。没有人对这个集团进行界定,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啊?不知道,但是它总是一个影子。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讲,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如果说是社会上的政策制订者,或者社会上的强势群体的话,那么我们改革,包括改革的方略、改革的政策设计、路径选择、改革发展的实现程度,都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制约。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社会制度、宪法原则、宪法价值,真正实现宪法上所讲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什么?就是说,人民要成为改革的主体。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不能说领导者、官员、某一个人是改革的主体,错了。只有人民才能推动改革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能推动改革深入。所以我的题目就是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你在网上看,转载率还比较高。

  李忠:竹教授讲的确实很深刻,我的感受很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好像我们的感觉是,咱们社会发展还是蛮快的,30年的速度还是蛮高的,照目前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还不错。也就是说,这个改,也不能说改得让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这可能性不大。但是改,有没有可能说,一改反而改得不好了,我有这个疑问,想问一下竹教授。谢谢。

  竹立家:未来十年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我们必须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很大的台阶,变成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超过550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体制性的改革任务,我们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正常轨道。只要中国社会不动乱,政府少插手,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经济会自然而然发展的,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得越少,上海发展得越好。那么下一步改革重点是什么呢?经济改革重点现在变成技术性改革了,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体制性的而是技术性的了,房价怎么调控,楼市怎么调控,是技术性的,体制性任务已经完成,下面改革重点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从200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是社会普遍不公正的问题。现在的不公正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可能崩溃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长期维持社会不公正性,中国社会的崩溃是迟早的事。因此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的普遍贫困,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了社会普遍不公正的问题,未来30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

  乔依德:还有谁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竹教授再次表示感谢。还有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愉快,合家团圆。我们下次沙龙要在国庆以后举办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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