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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作者:竹立家  时间:2013-12-05

  “风险社会”与不确定的未来

  《新经济导刊》:可以说,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或意见纷呈而共识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竹立家: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惟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尤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演变”出某种结果,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作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新经济导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在西方思想流派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竹立家: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其后成为一个“实践样本”,但其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做此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进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跳出“风险社会”的改革困局

  《新经济导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为深入推进改革拓展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认真地本着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原则回答这些问题。

  竹立家:对,结构性变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们社会各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国家配置”的原有模式。市场经济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产权或所有制;二是通过价格体系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三是以利润和收益最大化为经济目的。

  这三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繁荣,增强了经济活力,但同时,由于转型期对市场的法律约束和对权力的民主约束不够健全,也逐步推动了社会“不公正”的扩散,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层的固化和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混乱或多元化,并进而使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受到质疑,或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失去了终极价值的保证,使全社会产生“价值迷茫感”,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价值“确定性”丧失,“风险社会”逐步显现。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本身并不是问题,或者说市场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权力结构”或“社会治理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风险”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治理结构滞后所造成的。

  《新经济导刊》: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什么?

  竹立家:与第一个结构性变化相联系,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突变,呈现出五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剧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重组”,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的心灵、人的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增强,个体决策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由直接联系向间接联系转变;商品化突出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历史经验证明,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越多,这个社会的公正性就越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基于传统信任的个体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小。这些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社会运行和个体感觉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中国文明发展也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社会现实状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谋划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给国家民族一个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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