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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周天勇:如何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

作者:周天勇  时间:2015-11-12

  昨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这是高层在会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它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或出现调整。有分析人士认为,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改革”将成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

  周天勇老师早在2012年就提出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下文为他接受中国经济时代报记者采访的文章。

  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是在思路上要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也要转型。现在,我们的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都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低,结果必然是国富民穷。

  中国经济面临滞胀和出口萎缩风险

  记者: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显然,中国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结合这几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您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

  周天勇:当前宏观调控与以前不同,今年形势比较复杂。首先,我们看看宏观调控实践的理论基础。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的理论是什么?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学才被逐步引入中国,但是总的来说,1997年以前实行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方面主要是保守的预算平衡模式,没有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刺激经济的办法。而实际上,过去我们的经济扩张造成的经济波动主要是信贷方面的原因较多。1997年以后,亚洲经济危机时我们的经济比较低迷,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但是2003年的时候又进行了压缩,压缩到2008年年底。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实施财政赤字、信贷放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在如此大的力度下,才取得这么高的增长。

  结合去年以及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今年面临着这么一些情况。一是可能通胀率高、失业率高,经济面临滞胀危险。用两组数据来表达,一组数据是通货膨胀率,另一组数据是经济增长速度。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有胀没滞。但是从失业率来看,它是滞胀,因为高失业率、高通胀,就是一种滞胀的表现。二是面临出口萎缩的风险。去年,大量的制造业萎缩、小微企业倒闭,可能导致无就业的增长。今年面临的情况是出口要萎缩,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进出口是双双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0.5%,进口下降15.3%,我们原来预计全年出口可能增长10%,现在从1月份的情况来看是比较严峻的,当然1月份有春节因素,但是从全年来看,出口是不乐观的。原因就是欧债问题,因为欧元区要紧缩财政、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失业增加,这几项对出口需求影响比较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是,去年我们大量的赚钱领域是在金融业里,高利贷、地下钱庄和正规垄断金融体系赚了不少钱,实际上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这些地方了,但是这些方面是不增加就业的。

  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记者: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周天勇:从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来看,最乐观的是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预测为8.9%左右,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出口下滑很快,消费去年增长17.1%,那么“三驾马车”中,出口形势比较严峻,而消费今年能拉动多少呢?消费是个慢功夫,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消费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像2008年那样放那么多的信贷吗?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儿来?我们2009年放了9.5万亿信贷才搞了个8.7%的增长速度,今年出口这么严峻,消费又上不来,投资不能再像2008年,如果那样就要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胀。2008年年底我们的信贷余额是30多万亿,那一年就增加了10万亿的信贷余额,整个信贷量增长了25%,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是对付萧条的办法,即扩大赤字、增加支出、增加流动性、降低失业率,但是这个办法给后来的美国带来很大恶果,即滞胀。后来对凯恩斯的批判出现了货币主义理论,货币主义的观点就是要管住货币、放开市场,就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问题是要稳住货币,不放那么多信贷,按照货币主义理念,经济必然下降。而放开市场,这是对的,就是国家不要干预太多。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制造业企业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小微企业的制造业,这个短板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这几年大量投放货币,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二是人民币升值,升值以后把一些出口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的利润都削弱了;三是金融银行业以及地下金融贷款成本提高;四是政府的税费实际上也在增加。

  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

  记者: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宏观管理需要做出怎样的根本性转变?

  周天勇: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实际上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且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劳动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能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

  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我们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更加恶化。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调控结构说的是调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上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从今年来看,货币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现在主要起宏观调控作用的只能是财政政策。

  第四,财政政策要以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清费为主。实际上,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整个宏观调控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中国最适宜的还是供给学派的思路,就是减税,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供给侧的解决办法。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来看,供给侧的思路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早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才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完美的理论和模型,这个东西管了大概20年—30年,比如罗斯福就实施了新政。但是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给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带来了滞胀,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依然给许多发达国家造成很大问题,即“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从去年的状况来看,我们国家是“三高”,即高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表面看起来我们和西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也遇到了滞胀问题。当年,里根、撒切尔夫人都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意见,就是通过减税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劳动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等等。当然,对于“供给经济学”实证数据的采集问题,有一定的缺陷。

  减税是个大趋势

  记者:从供给侧进行宏观调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减少税费。

  周天勇:是的。我国税费全部加起来要占到GDP的34%。我对几个数据进行了匡算,得出:2011年全部政府收入15.97万亿,占GDP47.16万亿的33.86%。其中财政预算内税收和收费10.37万亿,土地出让金3.15万亿,人社部门社保费收入1.45万亿,其他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可能有1万亿。但这个数据算得比较保守,我现在怀疑国企上缴利润、烟草利润、发行彩票收入都没有包括在预算里,如果包括这些的话,税负还要高。

  税负太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宏观税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8%—25%比较合适,现在我们都达到34%了,几乎和发达国家接近,但是我们却没有提供像发达国家那么好的福利,而且这么高的税负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三公”支出上,没有花在民生上。二是微观税负,根据每年forbes的税负指数排行来看,我们都处在全世界第二位,但是全世界第二位这个计算还不包括政府的收费罚款等等,加上这个的话那就是第一了。三是在我们现在的税收结构中,大量的是间接税、流转税,主要是向生产经营环节征税,包括消费税都是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直接征收的税很少,这样就影响创业,特别是影响小微企业和制造业,对创业、增加就业不利。

  谈到减税,比如增值税能不能从17%降到12%?营业税能不能从5.5%降到3%?此外,就是税收结构上能不能减少间接税、扩大直接税?比如房产税、收入税能不能扩大对富人收税?

  所以,从整个政策理论以及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来看,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是可行的。我觉得刚才说的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是在思路上要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也要转型。现在,我们的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都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低,结果必然是国富民穷。这将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精神成为一句空话。

  宏观调控从四处着手

  记者:对于未来一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您有什么好的政策建议吗?

  周天勇:首先是要把财政收入增速降下来,建议每年划一条红线,就是每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0%。因为发展中国家是25%,我们的人均GDP去年才5000美元,发达国家2万到4万美元,差得太远了。所以财政收入占GDP不得超过30%,这个比例就很高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与居民收入的速度相平衡,要与GDP的增速相平衡。

  第二是要减税。我们现在的税是世界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才35%。营业税率也很高。

  第三是清理政府收费和罚款。我们现在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太多了,预算内的非税收入去年就有1万4000多亿,预算外的还没算进来,我估计至少要达到1万亿,预算内已经收了这么多费用,还有预算外的收费和罚款,所以要彻底清理政府收费和罚款,很多小微企业实际上光收费就负担不起了。

  第四是要推进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很多单位不是靠财政拨款维持的,而是靠收费罚款运行的,就是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现在交警部门和城管部门,尤其是城管部门最典型。费一定要清理,政府收费的权利要通过人大。只要有政府文件就可以收费,随意性太强。因此,我们不仅要人大批准,还要进行公示,所有的税都应该公示。在具体政策上,对小微企业在税费上一定要减少。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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