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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评价政府成绩关键看是否建设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时间:2016-04-13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是郑永年今年以来出版的三本新书。4月7日,郑永年教授就这些新书中谈到的问题在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

  社会阶层可能正在固化

  时代周报:你一贯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但从目前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而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比例都较高,澳大利亚为66%,新加坡、日本也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美国、韩国则占四成左右。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以前我写过,中国改革分三步走: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现在,我认为该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了。如果现在不把社会建设好,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更麻烦。我比较高兴地看到,五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三五”规划里,中央一直在强调扶贫、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评价政府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建设好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时代周报:眼下热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没有可能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

  郑永年: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这当然非常重要。中国的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是一拨,邓小平南巡后是一拨,再到本世纪的互联网、IT行业培养起来的这一拨—那么,新一代的企业家在哪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大量的微小型企业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

  但问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单凭“双创”是不行的,还必须配合财政、货币、外贸等各方面的支持。关键是,还要看看社会上的“双创”到底在做什么?互联网金融本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现在有多少钱从实体经济流入互联网金融了?要就事论事,不能光围绕概念。

  时代周报:有舆论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呈现越来越固化的趋势,你同意这种判断吗?

  郑永年:某些方面是,但我认为不能说是全面的固化。在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年轻人创业越来越难,从这些方面来讲,社会阶层是固化了,但是从比较长的历史来看是不是这样,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刚才提到的“双创”运动,再加上教育体制的改革,可以使整个中国社会更加开放。我们把权力分为三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永远是最强大的,很容易固化起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体制的建设、体制的开放很重要,体制不能固化。

  时代周报:你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写了一句话:“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够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比西方社会要大?

  郑永年:这要分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我的这句话是针对相对贫困来说的,也就是大家生活得都还不错的前提下,如果邻居家比我强,我可以接受。但一旦陷入绝对贫困,中国人的平等心是非常强的,所以扶贫很重要。

  儒家家庭观只剩下在我们意识里

  时代周报:说到扶贫,本届政府更重视具体社会目标的达成,比如扶贫,比如普及教育。你在书中也谈到,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当下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到建立社会保护机制上吗?

  郑永年:中国社会没有被保护好,是我一直的观点,我一直在批评,我们没有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分开来,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反而高度市场化了。

  时代周报:比如中国家庭的“原子化”?你提过,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经历了较之西方更剧烈的、不可逆的“原子化”过程;但与此同时,有着几千年儒教传统的中国,家庭、家族观念依然比较重,个人从家族成员那里得到经济、职业上的支持是很常见的。这是否足以作为一种观察社会结构和阶层流动的视角?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家庭的冲击。我特别关注农村,关注那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开始流动,但制度保障并未及时跟上,许多家庭异地分隔。这么多年,人们在谈政府做什么、市场做什么、非政府组织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家庭的作用?最近这几年倒是有人提出“家庭养老”的概念,但现在还是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提供保障。

  中国原有的儒家的家庭观念,现在只剩停留在我们的意识里。所以我认为下一个阶段一定要把家庭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了家庭,中国人就不会“原子化”。至于家庭究竟要怎么建设?应该学一学别的国家。

  投机互联网不如提升专业主义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后,GDP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现在各方面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在讨论后发工业国的经济增长时,学者往往会提到“全球化机遇”和“国内市场自由化”这两种力量的驱动。你认为对中国来说,哪个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应更依仗在全球寻找新机遇还是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活力?

  郑永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靠的就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80年代,西方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了新一波的全球化,中国刚好赶上了,并且成为了这波全球化的主力。从经济学上说,就是国内的生产要素通过全球化得到了有效配置,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

  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关键是:增长点在哪里?我想无非还是继续改革和开放,通过改革促开放,通过开放促改革。这些年说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以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下滑了,于是就说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但是要注意,内需社会的确表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但不等于说对外贸易就不重要了,中国依然是最大的贸易大国。投资也一样,依然重要。四万亿之后,大家对投资谈虎色变,讨论问题时很多人往往走极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平衡:进出口的平衡、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内需和外贸的平衡。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印度和中国具有可比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学者指出,印度的传统制造业因为其严苛的劳工法难以发展壮大,而中国凭借低人力的成本优势成为制造业大国。你怎么看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郑永年: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动员机制,印度的民主、法制还有传统的种姓制度、价值观念,都倾向维持现状—当然,现在印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也在进行。有一点我认为值得注意:尽管印度的教育普及率不及中国那么高,但是印度的专业主义精神比中国好。中国这么大的动员机制,这么低廉的劳动力,但是产品的质量提升速度并不理想。

  刚才说中国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外需社会”,电饭煲、马桶盖、感冒药都要跑到日本买,这是很说不过去的。这几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专业主义提不上来。前几年,刚开始慢慢强调一点专业主义了,但这两年搞大家玩互联网、玩金融,许多人又变得很投机,不愿意踏踏实实做技术、做“工匠”。专业主义越来越差,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每十年产业升级一次。在中国,三十年以前用农民工,三十年以后还是用农民工?

  时代周报: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正在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你怎么看中国在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和提高国际话语权上的权衡?

  郑永年:资本账户开放肯定是大趋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开放是必然的,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能保证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把资本账户开放当成在某一阶段一定要实现的目标;另一个条件是管理能力,从去年的金融动荡来看,我们的金融管理能力还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不能为了资本账户开放而去资本账户开放。如果国内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不能真正崛起,没有做好制度建设,即便通过各种机制跑出去了,也是不可持续的。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外部地位的提高自然会来。

  时代周报:中国政府前些年常提“增量改革”,是否只有在保持发展、把蛋糕做大的环境下,改革才是可行的?

  郑永年:中国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还在发展,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停下来,问题可能暴露得更明显。“增量改革”是很重要,但“增量”的方式也很重要。蛋糕一直在做大,但分配得越来越不公平了,也是不行的。中国肯定会保持发展,蛋糕会越做越大,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问题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如果发展过程中,不公平越来越严重,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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