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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改革创新是稳增长促转型的不竭动力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时间:2015-01-27   浏览次数:0

 

  ■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深化改革,要靠改革为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用改革红利来填补这两年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要实现稳增长促转型,还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包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支持科技进步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被列为国有资本投向的五大重点之一,应认真落实。

  ■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如果措施得力,改革发力,7%左右的增速是能够稳住的,经济转型是能够逐步推进的。这也是保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着力点。

  ■以后在制定年度或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应当有点弹性,不必定一个很明确的具体增速,因为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1日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备受瞩目。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信心,表示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转型升级的两大引擎——政府和市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为此,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新常态”的表述比“三期叠加”更准确

  上海证券报:我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李克强总理又提出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卓元: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推动结构性改革。他同时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经济未来转型升级的两大引擎——政府和市场。这是非常理性和智慧的见解,定力十足。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征明晰,要直面经济减速问题。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调是必然的,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经过新世纪头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48%)后,从2011年起经济增速一路下滑,2011年为9.3%,2012年为7.7%,2013年为7.7%,2014年为7.4%。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力求在7%左右稳定下来。我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如果措施得力,改革发力,7%左右的增速是能够稳住的,经济转型是能够逐步推进的。这也是保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着力点。

  上海证券报:去年我们使用的还是“三期叠加”一词,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这和现在使用的“新常态”有什么区别吗?

  张卓元:中国经济现状,用新常态的表述比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阶段的表述更为准确。按照习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指出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的体会是,这三点中第一、二点同“三期叠加”中前两期是基本相同的,而第三点则表明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时期,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新常态能不能真正摆脱旧的已经走到尽头的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如能坚持这三个特点,就必定具有光明前景。

  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从九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未提如何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问题,只说“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还强调了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三期叠加”中第三期即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相比较,层次低很多。特别是还要看到,2013年和2014年,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总是不断有人主张走老路,搞刺激政策,追求短期GDP增速高一点,以至于有时不是在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加重上述负面效应,使产能过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不能很好地顺利减轻或消除。

  我以为,我们要直面这几年经济减速问题。这几年经济增速下滑,除了因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大幅降速以外,主要是新世纪前十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连续五年GDP增速超过10%,超高速增长带来经济失衡问题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产能过剩行业很多,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下降,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经济增速回落是必然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发展如何才能实现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

  张卓元:简而言之,在发展中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按照经济学原理,在投资增速放缓和效率有所下降的情形下,加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即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使经济增长找到新的源泉,才能稳增长。因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包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美国已将全部研发投入算进GDP),我国硏发投入占GDP比重2013年首次突破2%,达到2.09%,今后要进一步提高。

  支持科技进步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列为国有资本投向的五大重点之一,应认真落实,特别是中央企业,实力雄厚,应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改变过去投入不足状态。要大力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快完善创新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等等。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向产业的中高端延伸,向两头延伸。我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大而不强,要又大又强,就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用现代技术改造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巿场竞争力,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我们住在北京的人,对北京经常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意见很大,都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快治理。有人曾提出对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的行政管理设想,而且提出机动车污染是造成北京污染严重的最重要因素(占30%以上)。但是,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机动车不比北京少,美国曼哈顿的机动车比北京还密,但是他们那里的PM2.5一般都在10以下。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汽油品质好,排放污染物比我国的汽车少很多。

  所以,我们应该主要致力于用现代技术改造我们的炼油企业,真正提高汽油的品质,使其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应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原油进口、建炼油厂和油品销售等市场准入,开展市场竞争,这样才能够较快提高汽油品质,并达到大幅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的目的。这是一个能够把改革和发展很好结合的举措。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的讲话非常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他认为,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就需要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要创新宏观调控,增添微观活力,调整城乡、区域和产业结构,促进比较充分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福祉。这需要付出艰辛努力,但将不畏困难。只有沿着促改革、调结构的路子坚定走下去,才能使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改革进入纵深阶段

  上海证券报:政府和市场是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引擎。显然,改革红利的释放,政府的作为更大。您是一直坚持改革驱动经济发展观点的,对此您如何看?

  张卓元:李克强总理的一句话很重要,即“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形成‘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可以说,新常态下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深化改革。要靠改革为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用改革红利来填补这两年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的部署,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取得成效,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稳增长促转型。比如,由于实行简政放权,推进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201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上年增长60%以上。

  又如,由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推动人民收入持续增加,201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过计划指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6.8%和9.2%,这就使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的贡献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8.2%,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还有,由于减少审批,特别是中央政府继2013年减少审批项目400多项后,2014年又减少了300多项,继续放开市场准入和价格,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使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功能进一步发挥。

  今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各项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稳増长促转型提供强大的不竭的动力。

  同时,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的实力和民营资本的活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开展混合所有制经营,或者引进新的厂商,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人民受益。

  深化财税改革,可以为不同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开展公平竞争。比如营改增的税收改革,能有力地促进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大众创业。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能使房地产市场走上健康运行轨道。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很重要。前几天看见一个报道,有人在深圳炒股三天,大赚两亿元,第四天就带上赚到的两亿元乘飞机回安徽老家,说从此以后不再炒股而要过陶渊明式的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了。这无可厚非。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美国,那么年底必须对他的巨额收入征收近一半的所得税,以调节收入。看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需加快改革。

  推进价格改革,除了着重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外,还要推进收费制度改革。这里只说医疗收费制度改革。中国公立医院由于挂号费太低,对医生的劳动付出报酬太低,医院普遍靠卖药赚钱,药品价格虚高,医生吃药品回扣。这是很不正常的。应当逐步提高公立医院挂号费,特别是专家门诊的挂号费,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特别是进口药品的价格。对低收入群体看病,应当増加政府补助。这对医疗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当然,如何推进金融改革,真正使资金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区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是一篇大文章。

  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应有弹性

  上海证券报:此前有专家估算,新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达10%左右。如果这样算下来,新常态下对经济下行压力是否过于担忧了?

  张卓元: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我国那时的潜在增长率达到10%左右,为何会带来我上面列举的重大结构失衡,或者说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呢?2004年10月,我在一次有关领导听取经济学家意见的会上说,凭我的研究和感觉,中国经济的增速看来以不超过9%比较适合,长期超过9%甚至连年两位数以上增长(如我们后来看到的从2003年至2007年),会带来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即经济失衡,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看来,如果新世纪头十年经济增速稍微放慢一点,多注重一些改革,腾出一部分人力、财力和物力于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一些,我们今天碰到的产能过剩的压力、资源环境的压力、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应该是会轻一些的。我们当前碰到的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和现实,是为了对冲前几年增速过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我们如果能够严格按照习总书记关于新常态三个特点的要求办事,就能比较顺利地实现稳增长促转型,经济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7%左右的稳定增长,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建议,以后在制定年度或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应当有点弹性,比如定7%左右,不必定一个很明确的具体增速。因为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出一个有一定弹性的指标,可以避免像2013年下半年那样,为了争取提高0.1或0.2个百分点的速度,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不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中国正处于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阶段,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都比较大,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对头,措施有效,7%左右的增速应当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

  2014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下一年五大任务首位,并提出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我体会就是要努力把没有水分的、质量效益较好的7%左右的经济增速,作为2015年的首要任务,把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控制住。最好2015年就能探底,最迟在2016年,使经济更好进入新常态。记者 卢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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